从《维摩诘经》看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维摩诘经》以维摩诘长者弘法为依托，宣传“不二”的大乘思想。该经富有哲理，叙述又颇具文采，展示了印度大乘居士佛教的要义。它不仅指导了信众们的宗教生活，其即世修行、普度众生的精神，对后世的宗教、哲学及文学艺术也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特点。

　　一、《维摩诘经》的传译情况

　　《维摩诘经》(Vimalakirti-nirdesa sutra),全称《维摩诘所说经》、《不可思议解脱经》和《佛说无垢称经》等，简称《维摩经》。大约公元1世纪成书于印度，汉朝末年(约公元3世纪)传入中国。

　　根据历代经录，此经先后被译出七次，加上北宋时期用藏文翻译过的文本，我国共出现过八种译本。七种汉文译本是：

　　(一)《古维摩诘经》，二卷。佚。汉末时期，从西域到中原的第一批佛教信众，把印度经典带到中国新疆地区。至于《维摩经》，最早将之译为汉语的是后汉临淮沙门严佛调。该译本出于灵帝中平五年(188)，采用直译，文辞质朴。由于翻译时尽量保持了原文的纯粹性，禁忌浮华，所以较能体现出该经在印度流传时的原貌。东晋高僧曾评价他的译本巧妙，较好的保持了原义。可惜的是，该译本不久后便无人知晓了。

　　(二)《毗摩罗诘经》，或称《维摩诘所说不思议法门经》、《佛法晋八道门三昧经》，三卷。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于与《古维摩诘经》相隔三十年后的吴黄武年间，现存。支谦生活于汉末三国时期，相貌英俊，辩才出色。他通六国语言，博览中外经典，又好与名士接交，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译有《大般泥垣》、《法句》、《瑞应本起》等经。其所译经崇尚华丽，这与当时追求词藻浮华、看重文饰效果的文风正相应和，体现了三国初期以文代治的社会风尚。后代鸠摩罗什曾批评他对佛理阐述不清。但这种译风恰恰迎合了中土名僧讲法动听、注重仪表和论辩才能的现实。《出三藏记集》评论《毗摩罗诘经》道：“曲得圣义，辞旨文雅。”[1]支译确实为后出的几个译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奠定了汉译《维摩诘经》的基本规模。比如，后来罗什译本对于它，多是述而不改；到了东晋时期，以支循为代表的名士们信仰维摩，其所根据的也是支译本。《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记载：“晋元唐，有胡沙门支恭明译佛经《维摩诘经》。”[2]这也证明该译本在后代确实得到重视。

　　(三)《异毗摩罗诘经》，三卷。西晋西域优婆塞竺叔兰译。译出时间，《出三藏记集》记为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历代三宝记》却说是元康六年。已佚。到了竺叔兰之时，社会上层崇尚清谈，涌现出了不拘礼法之士，文坛流行清新自然的文风。与此相一致的是，竺叔兰的译文开始超越对佛经的简单译传，而向本位文化立场的积极诠解过渡。

　　(四)《维摩诘所说法门经》，一卷。西晋三藏竺法护译。佚。译于惠帝太安二年(303)，与竺叔兰的译本只相隔了十二年。据竺法护弟子聂道真记载(《众记录》)，此本与严译和支译本基本相同。

　　(五)《维摩诘经》，四卷。东晋西域三藏祇多蜜译。佚。东晋初年，上层统治者开始接触佛教，文人也纷纷诵读经书，参加大型法会，佛教更为深入中国社会，更加贴近于中国文化传统。这时的《维摩诘经》的翻译，也多少反映了这一现实。

　　(六)《维摩诘所说经》，后又称《不可思议解脱经》，三卷。现存。姚秦三藏鸠摩罗什于秦弘始八年(晋义熙二年(406))在长安大寺聚义学沙门八百人所译。这也是短短二百余年间的第六次翻译。全经十四品，第一品为序分，述法会缘起；第二品至第十二品为正宗分，是全经的主体，记维摩诘患病，佛遣弟子问疾等事；第十三品与十四品为流通分，即结束语。[3]罗什译本的特点：文质兼备，既保持了印度梵文的原意，又颇具文采，深刻地影响到了后代的文学艺术创作。《出三藏记集》卷第八释僧肇《维摩诘经序》评论道：“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4]什译所用的梵文原本，较支译所用要完备得多，且对于专门名词进行了全面的勘定，句法更加简洁通畅，避免了直译的生硬晦涩；表述上注重描写语言的生动，哲理的阐述更加清晰；加之罗什译经时，为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常常改动原意，例如插入“忠”、“孝”之类的概念，对于经中肯定世俗的地方也时有发挥。[5]因而成为后代最为流行的译本。

　　(七)《说无垢称经》，六卷。唐三藏玄奘译。现存。玄奘之时，佛教与中国文化早已水乳交融，比如佛教迎合中国文化的忠孝观念，“沙门不敬王者论”的终结等。与上述各本相较，玄奘依据的是更加详细的梵文原本，因此其译本更为准确，内容更完备，且采用直译的方式。哲理说明上也更精确。由于译文相当艰涩，所以影响到了它的流行。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毗摩罗诘经》的翻译和流传过程本身，即体现出了印度佛佛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二、《维摩诘经》的内蕴

　　该经是印度大乘佛教――特别是大乘居士佛教――的主要经典之一。它围绕着维摩诘长者弘法的故事而展开。

　　全经的中心人物维摩诘，为梵文Vimaiakirti的音译，另译为“毗摩罗诘”等，略称“维摩”。意译为“净名”，唐玄奘则译为“无垢”。本为吠舍离(一译毗耶离)城的富有居士。他深通大乘佛法，极善于应机化导，是大乘佛教所塑造的在家菩萨的典型，同时也为佛典中现身说法、辩才无碍的代表人物。

　　本经序分即《佛国品》，以佛为主角。流行的罗什译本，以“如是我闻”[6]开头，先写了“一时佛在毗耶离庵罗树国说法”的时地因缘，讲述佛在毗耶庵罗树国向比丘、菩萨、天人说法，传授“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7]的道理。但主要角色很快就转到了居士维摩诘，表明这部经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并非佛陀所说，而是一个在家的“菩萨”。

　　接下来的第二品《方便品》，对维摩诘的在家形象作了这样的描述：

　　(维摩诘)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净律行；虽处居家，不着

　　三界；虽有妻子，常修梵行；虽有眷属，常乐远离；虽服宝

　　饰，而以相好严身；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虽至博奕戏

　　处，辄以度人。……虽获俗利，不以喜悦；……入讲论处，

　　导以大乘；入诸学堂，开诱童蒙；入诸淫舍，示欲之过；入

　　诸酒肆，能立其志……长者维摩诘，以如是等无量方便，饶

　　益众生。(卷上)[8]

　　随后的几品依次为：《弟子品》、《菩萨品》、《文殊师利问疾品》。故事的大概为：某日，为了宣扬“无常”这一义理，维摩诘称病在家。释迦牟尼得知此消息后，遣弟子前往探视。可舍利弗等弟子们皆不敢去，因维摩诘极具辩才，而舍利弗等人又曾败在他脚下。最后，释迦只得命文殊师利菩萨前往。于是，维摩诘遂与文殊反复论说佛法。由于思辩超群、宏论迭出，维摩诘引起了诸大菩萨弟子、天王和帝释的注意，纷纷前往探疾。维摩诘遂借机讲述佛教宗旨，宣传大乘般若思想，批评小乘的片面性。“般若空观”是《维摩诘经》的基本思想。由于该经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故而传统佛教称之为“弹偏斥小”，“叹大褒圆”。

　　再后来是《不思议品》、《观众生品》、《佛道品》等。第九品即《入不二法门品》，还特别提倡“入不二法门”。罗什译本卷中说：“世间出世间为二，世间性空即是出世间”，“生死涅槃为二，若见生死性则无生死，无缚无解，不生不灭”，“乐涅槃不乐世间为二，若不乐涅槃不厌世间则无有二。”[9]所谓的“不二法门”，“亦称‘无二’，‘离两边’，指对一切现象的是非善恶等差别境界，‘无思无知，无见无问’，‘无言无说’，即超越矛盾之外的佛说之门。”[10]僧肇《维摩经注》则这样解释道：“万物齐旨，是非同观”，“若能其是非，一好丑者虽复上间如来，不以为尊；下等六师，不以为卑。何则？天地一旨，万物一观，邪正虽殊，其性不二。”[11]即强调泯灭矛盾双方的差别性，将其等同视之。在这里，小乘佛教树立于涅槃与世间的绝对化界限，被彻底地打破了。这对促进中国思想史上辨证思维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维摩诘经》认为，“入不二法门”的最高境界是“无有文字语言”，认为最高深的佛法真理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要求人们去努力体会追求。后世禅宗的“不立文字”的语言观念，显然受到《维摩经》的影响。

　　随后的《香积佛品》也是维摩说法的主要部分。至《菩萨行品》、《见阿閦佛品》，空间又回到了庵罗树国，大家共同听闻佛法，明确了维摩诘的本缘。最后十三、十四品为流通分，劝嘱经典流行。

　　我们说，一方面，维摩诘过着世俗的长者生活，其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都具有贵族的一般特性；另一方面，他的精神生活则是彻底的出世间思想，其境界远在一般出家声闻众之上。他认为只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是出家，即是具足。”也就是说，“出家”、“不出家”并不能作为能否得佛法的必要条件，达到解脱不一定过严格的出家修行生活；关键在于主观修养，在于发愿求取佛智。如果能够“示有资生而恒观无常，实无所贪；示有妻妾采女，而常远离五欲淤泥”，即便在家，一样可以“通达佛道”。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菩萨行。出世和入世间的两重性格在其身上得到最完美的统一。由于该经表现出了强烈的肯定现实、肯定人生的意义，从而大大冲淡了佛教固有的悲观厌世的色彩，而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积极入世的人生观相调和，从而为中土士大夫和广大的民众接受佛教打通了道路，扫清了障碍。

　　经中与之相关的另一主要内容是强调“发心”，即“发菩提心”。提出“心净则佛土净”的口号，肯定个人向善的愿望，强调“自力”，肯定个人成就佛道的主观能动力的无限性。这实际上也批评了小乘佛教主张必须出家才能解脱的观点。

　　另外，在达到修行圆通无碍的境界过程中，《维摩经》强调“方便”。僧肇解释说：“方便者，……。积小德而获大功，功虽就而不证，处有不乖寂，居无不失化，无为而无不为，方便无碍也。”[12]

　　《维摩诘经》的上述思想，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在家菩萨的地位，显示居士佛教的意义。我们知道，“居士”广义上是指佛教的全部世俗信徒，狭义指在家信徒中较为富裕、享有一定社会地位的那部分人。《维摩经》认为，世界的净与不净，全因众生的心而转移；是秽土还是佛国，也因众生的心而变化。大力宣扬佛国就在世间，世人通过净心、发菩提心就能使秽使变为净土。维摩诘本人的行为，正为世间信徒树立了千古典范。

　　总之，从《维摩诘经》的内蕴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之所以能够与儒家所倡导的入世观念融为一体的根本原因：打破了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界限、基于“空”的平等观，肯定菩萨“在世”的居士佛教思想。

　　三、《维摩诘经》在知识阶层乃至

　　上流社会的影响及其表现

　　维摩信仰一时间曾代表了中土居士佛教信仰的潮流，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佛教初传期的情况

　　通观中国佛教史，可以看出，佛教之入华不同于基督教在近代的扩张，从来就不是系统的、有组织的宗教活动，而是外来僧侣(主要是西域僧侣)个体的自发行为。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之时，儒家的正统地位已经确立并日趋稳固，当时的思想界注重华夷之辩，封建统治阶级对一切民间信仰尤其是有组织性的宗教活动持有深深的戒心。佛教本非产自中土，如果大规模地、有组织性地传入，势必受到封建帝国的全力抗拒。而采用个人传教的方式，由于缺少组织性约束，反倒更能够灵活地顺应中国社会的实际。作为《维摩诘经》首译者的严佛调，其所生活的时代，正是传统的儒学占据统治地位，当时社会最流行的又是鬼神观念和占卜、占星等神仙方术，秦始皇和汉武帝都笃信神仙方术和不死之药。加上那时传法僧人自身的宗教素养还存在着相当的局限，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比较肤浅，所以，初传入中国的佛教并没有融入中国文化的主流，也不可能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严译的《古维摩诘经》反响不大，就可想而知了。——只是，作为首译，《古维摩诘经》还是自有其重要意义的。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情况

　　到了汉末魏晋之际，社会剧烈动荡，封建政治统治与思想控制大大削弱，儒学失去了原有的威望和地位。而个体命运在这个变化无常、危机四伏的年代，更是显得太为脆弱和不可把握。中国思想界开始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以取代业已衰微的两汉经学，这就是所谓的玄学。与此相适应，整个社会崇尚哲学思辨，知识分子讲求名士风度，社会日常生活中也不时表露出哲学思辨的因素。

　　众所周知，这个时期，佛教采用了以中土固有信仰来阐释教义、也就是与中土信仰合流的传法方式。当时知识阶层所理解的佛教，近于老庄，将佛教视为道术之一，以清虚无为、省欲去奢、好生恶杀、因报相寻为精义；甚至以老子无为之道来“理惑”，乃至“讴神仙，抑奇怪，不信有不死之道”(13)；佛陀被视为与天帝、神仙一般的神，佛图(寺庙)被当成求神祈福的的祭祀祠堂；佛教的一套修行工夫，也被认为和道家“食气”、“导气”、“守一”等长生不死等方术相通，并依附于黄老道学和神仙方术以获得传播。

　　此外，佛教学者通过翻译佛经，尽力会通佛儒。在《维摩诘经》未流行之前，沙门大都隐居在山林之间修行；在他们看来，世俗世界存在着贪欲、嗔恚、愚痴、烦恼，本质上说充满痛苦，而要达到涅槃境界必须出世间。与之相反，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强调“入世”，个人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完善自己。可见，这时佛、儒两者的主张并不相符合，因而早期佛教很难得以发展。

　　伴随《维摩诘经》几个译本的先后出现，经中的思想在社会上流行开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其它佛教信众这才认识到：《维摩诘经》同庄子的思想原来还有一致之处，佛教教义和中国儒家精神原来并非水火不相容的。比如，经中提出“入不二法门”，强调修行的关键在于内心是否清静，强调个人的主观因素，以明了人的内在心性作为解脱之道，就颇与老庄哲学有相通之处。《维摩诘经》倡导打破城市与山林之间的空间差别，契合了当时上层文人的心理，为徘徊于仕、隐之间寻找出路的文人提倡了应世的法则。――这个时期先后出现支谦《毗摩罗诘经》、竺叔兰《异毗摩罗诘经》等多个译本，《维摩诘经》逐渐为上层统治阶级和文人所接受和喜爱，自在情理之中。由此可见，自汉末魏晋到南北朝，佛教教义终于与道家思想相融合，并逐渐与儒家思想趋近。

　　《维摩诘经》在魏晋玄学兴起之时一变而成为上流社会最流行的佛典，它在社会生活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首先，促进了佛教与玄学的互相融合。在当时，玄学兴起客观上是为了打破两汉经学的精神禁锢，而《维摩诘经》的传译情况则表明，中国僧人开始超越对佛经的简单翻译，立足于本位文化立场上对佛典作积极的诠释。在当时出现的“格义佛教”就是最好的证明：用中国固名词、概念、范畴，特别是老庄哲学的名词、概念、范畴，来比附般若学经典中的名词、概念、范畴。这种纯粹以中国传统学术观念来解释佛经的方法，反映了佛学对玄学的依附，以便更利于中国精英文化圈理解和接纳佛教。因而这一时期，一方面是名僧谈玄，一方面是名士习佛，玄佛合流成为风气。《维摩诘经》译者竺叔兰广泛结交名士，陶潜的《群辅录》并列名士名僧为“八达”，佛教的教义给玄学提供清谈的材料，……这些都足以见出佛教与玄学相互渗透。

　　此时佛教流传的主要学说——般若学自然地与玄学融合起来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僧肇。他的《维摩诘经注》是《维摩诘经》大量注释中的奠基之作。僧肇本人“志好玄微，每以老庄为心要，读老子《道德章》，乃叹曰：‘美则美矣，然其栖神祛累之方，犹未尽善。’后见旧《维摩诘经》，欢喜顶受，披寻玩味，乃言始知所归矣。”所以在注释《方便品》时，他说“庶参立君子，有以会其所以同而同、其所以异而异也”，可见他已意识到早期佛学与玄学有可调和之处(《高僧传》卷六)(14)。即便是这样一位精通般若空观的佛教高僧，其对佛教的理解中仍然融汇着道家思想，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的影响之深。所以说，这个时期对《维摩诘经》的理解，不可避免地表现出玄学化的倾向。

　　第二，导致了知识分子型信徒的大量出现，这对于提高佛教的社会品位、改变士大夫们对佛教的态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前述维摩诘的形象，似乎与我们所熟知的剃度修行、奉持斋戒、远离红尘是非之地的出家人的风采格格不入。其实，这是我们脑海中固有的一个误区。维摩诘所代表的清新的居士形象，为正在寻求精神依托的魏晋名士提供了一个既要坚持俗世生活、又可追求理想境界的模板，故而广受当时门阀士族、特别是玄学人士的推崇。在两晋时期，士大夫阶层迅速成为佛教的稳固社会基础，佛教得以在社会上层广泛渗透，并进而影响到最高统治者，佛教终于摆脱了民间身份，取得了官方认可并支持的合法地位。

　　第三，促进了佛教与儒道等中国固有文化思想形态的互相融合。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认为沙门应该向皇帝跪拜，服从于皇权。这显然与印度佛教认为僧人高于在世的俗人、僧人见了王者不用跪拜等礼节大相径庭。如法果高倡当时的统治者“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15)。道安也认识到：“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6)在与封建政权相适应的同时，佛教注意到了同中国传统宗法伦理的相契合。中国传统宗法提倡“夫孝，德之本也”(17)，佛教则主张僧人也应该向父母跪拜，甚至产生了专门宣扬孝道观念的《父母恩重经》。所以说，这个时期的佛教，已经不同于“无君无父”的印度佛教，反倒颇惬合于中国传统的“事父事君”的观念。这种情形当然也影响到了佛经的翻译，即译经过程中注意选、删、增等，以利于大力宣传王道、孝情。

　　第四，《维摩诘经》提倡在家修行，调和了个人宗教信仰与儒家社会价值观的对立，从而使佛教信徒不再处于去国离家、剃发修行的佛教教义与尽忠尽孝的中国核心价值观之间的二难选择的窘困境地。这是佛教调整其同中国社会关系的成功尝试，不仅有助于加强佛教同中国文化的融合，而且有助于改善政教关系。

　　第五，随着《维摩经》的广泛弘布，居士佛教迅速发展起来。这是中国佛教社会化、世俗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它使中国佛教在寺院和僧团之外，拥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资源与信仰基础，并同中国社会及生活融为一体，从而避免了印度佛教式微的命运。

　　第六，顺便提及，“佛法在世间”也是禅宗的一个基本思想，而其佛典依据之一就是《维摩诘经》。我们知道，先前的“禅学”更主要强调所谓“藉教悟宗”(借助经教来悟出佛性或“见性”)，并且较为重视静坐冥观，力图对人的意念加以控制，追求一种弃绝外部事物杂念的境界。而慧能后的“南宗”系统则相对来说不大重视佛教传统形式，实际看重的是如何在现实世界或世俗社会中获得真理，体悟人的真正本质。马祖道一进而强调“触类是道”，“平常心是道”，实际是把佛教修行与人们日常的一般行为举止彻底地融为了一体。

　　最后，从对汉晋时期《维摩诘经》译本的分析不难发现，这一时期，佛教首先是同中国社会非主流信仰合流，以求得在中国社会的立足之地；其次，转向于依附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玄学，以求打开通向社会上层的门户；最终摆脱玄学，走向独立，并进而为佛教与中国传流文化相整合奠定了基础。魏晋时期不仅是《维摩诘经》译著次数最多、最频繁的时期，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不但政教关系的改善始于其时，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也萌芽于此。

　　(三)隋唐时期的情况

　　中国佛教在迎来南北朝发展的高潮之后，随即走向隋唐佛教盛世、中国化佛教宗派形成，此时也正是《维摩诘经》在中国传播的第三个时期。

　　隋唐之时，魏晋时期的论辩风气已渐渐消失，信仰多元化，多数人不再固守某个单一的宗教，儒释道三教合流已经成为趋势。唐代伊始，佛儒道三教虽有不同的功能，但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上却取得了空前的一致。宋代契嵩也主张：“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18)实际上，统治者鉴于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养身的不同功能，自唐太宗始，行即大力倡导三教并行政策。

　　另外，即便是佛教信众之中,坚持纯粹的印度佛教本真教义的已不多见，而是多羼进了中土人士自己的解释和发挥。禅宗的出现就是个很好的说明，它是继承中国传统思想和中国佛教思想而形成的独树一帜的宗派，受到《维摩诘经》“不二法门”思想的深刻影响。因而，这个时期，《维摩诘经》成为大多数出家人的必读、必修经典；而且，还产生了另一种新的译本，即玄奘所翻译者。

　　(四)宋代以后的情况

　　进入宋代，中国封建专制统治更加巩固，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指导思想，儒家学说占据了绝对优势。虽然儒家在统治社会政治主张方面攻击佛教，但在哲学理论上却暗中吸收、融会佛教的境界，提出“理”这一根本范畴。宋明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华严宗、禅宗理论的影响而产生的。在这种形势下，佛教遂在更大的程度上与儒家融合。三教合一的思潮，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

　　总之，从《维摩诘经》的传译情况及其在社会上产生的不同影响可以看出，虽然这部经典只是印度大乘佛教众多著作中之一，但其在中国的传承及价值，却足以让我们看到中印文化互相交融、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融合的清晰足迹和历史事实。我们知道，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佛教与中华文化相互交融，影响深远，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吸收了佛教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形态。作为外来文化形态的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主要在于佛教与中国文化两者之间有着相互交流、相互选择的良好关系。佛教以其自身独特的宗教价值、哲学价值及文学艺术等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互相协调；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化体现出了它的包容性和同化力，佛教则表现出其适应性，不仅在上流社会统治阶级站住了脚，同时也成为广大下层民众的一种文化信仰，显示出了逐渐民间化、通俗化的趋势。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维摩诘经》在中国古代的流传，是有社会阶层的限制的。由于维摩信仰的思辩性较强，所以它主要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主要流行于士大夫阶层。众所周知，占中国封建社会人口绝大多数人比例的，是不识字或极少识字的下层民众。一般说来，汉族下层民众大都不是什么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的诸神信仰大都带有功利性，即我们常说的：“无事不登三宝殿”，“临时抱佛脚”之意。他们往往度日艰难，衣食无着，根本无暇顾忌那些玄奥的哲理和繁琐的礼仪规矩，只想求得丰年、子女平安、祛灾疗病、发财致富、工作顺利等等实用的功利目的，因此他们大都信仰现世救济的观音，所以《维摩诘经》在民间没能产生太大的影响。

　　四、《维摩诘经》的语言、文学和艺术价值

　　如前所言，《维摩诘经》在我国的哲学、伦理和宗教等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就该经的语言、文学和艺术价值而言，其影响可以说较前者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首先，经文(特别是罗什译本)语言典雅，并带有极强的论辩色彩，特色鲜明，对后世译经语言、文人的语言观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果我们仔细比照一下，即可以发现：魏晋时期支谦、竺叔兰、竺法护、鸠摩罗什的译本，集中地体现出了语言优美、词藻华丽的特点，特别是现在尚在流行的罗什译本，译文更为优美，给中国翻译文学增添了绚丽的色彩。而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点，既由于译者有意识地追求讲经时动听的效果，也缘于译者自身即善言雄辩，更与当时的社会文风息息相关。由于该经广泛地流行于知识阶层，经文本身的语言特点及其译文语言，自然也就影响到了文人们的语言观。比如，该经在语言上多用比喻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而贴切；“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淤泥乃生此花”一句，运用形象生动的比喻说明平凡的众生心中含藏成佛的正因，从而使后世读者在教义之外，更受到语言上的启迪。

　　第二，《维摩诘经》在众多的佛典之中，可称之为最富文学性的经典之一。《维摩诘经》讲求意在言外，描述事物只显现其象而不要做任何是非善恶的判断、从而引发意识火花，这种手法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山水诗、画的出现及盛行就体现出了这一点。众所周知，诗歌中表现佛理始于六朝。谢灵运对佛教经典颇有深究，推崇《维摩诘经》中所倡导的“入不二法门”，认为语言的绝妙境界是无言，并热情鼓吹“顿悟”的思想。其代表作《山居赋》云：“虽未阶于至道，且缅绝于世缨”。(19)自注：“此一章叙仙学者虽未及佛道之高，然出于世表矣。”唐代诗僧皎然在《诗式》中这样评价谢诗：“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20)谢灵运的代表作品，如《维摩诘经中十譬赞》等，足见其对佛祖礼赞之情。另一首作品《登石室饭僧诗》，前半部分描写自然景观“迎旭凌绝顶，映泫归溆浦。……”(21)，画面感极强，显现景物自身；半部分言理，形意相结合。该首诗对王维产生过影响。

　　唐代大诗人王维，不但号摩诘，直接表露出他与《维摩诘经》的密切关系；而且有“诗佛”之称，足见佛教在他诗歌创作中的重要地位。与谢诗不同的是，王维的作品不着重于表现对佛的礼赞崇拜，而是充分展示出他对佛教核心思想、修行态度、方式的深切体悟，并运用这些思想来对现世人生进行一种新的悟解、诠释和把握。其诗中除了纯粹的佛理，还融入了自然景象，如游赏寺院、与僧人交游、送行朋友等。代表作之一《过香积寺》：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22)

　　诗人调动自己的艺术表达能力，渲染寺庙的清幽、宁谧，显现云峰、古木、深山、寺钟等一系列显意象，从而触动读者的视觉、听觉，让人产生审美联想。可见，《维摩诘经》中“入不二法门”的深刻涵义，被王维领悟，并在诗中得到了运用和发挥，以形表意，以物达理。

　　至于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注重写意的风格，也体现了《维摩诘经》的精髓。仍然以王维为例。由他开创的文人画，进一步以佛理禅趣入画，把画义与禅心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禅义画。此类画的特点是，重传神、妙悟，追求心物合一的境界。这与中国古代绘画注“神韵”、“意境”的传统颇相契合，从而成为中国古代画苑中的一朵奇葩。

　　第三，经中那些形象鲜明、寓意深刻的故事，成了历代文人、艺术家们用之不烦的典故和题材。而以《维摩诘经》本身作为艺术创作的素材，也产生出了一大批颇有艺术水平的作品。顾恺之所作《维摩诘像》，轰动一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巧译》中说道：“顾生首创维摩诘像，有清嬴示病之病，隐几忘言之忧。”再如敦煌莫高窟中，以《维摩诘经》为题材的说经图共计有60余幅，其中以第220窟北壁为佳。该《维摩诘说经》壁画，亦称《金粟影》，描述了维摩诘坐于病床上，面容清瘦，左手扶膝，右手执玉麈，双目炯炯有神，思辩神荡。文殊师利对面而坐，似有辩难服输又不甘失败。两人像下，为一群侍臣拥护着不可一世的帝王和臣子，他们的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该画被视为阎立本《帝王国》之母本。北宋也据此故事绘制有《白描维摩诘说教图》，但人物形象有了较大的改变。足见这部经书受到壁画家的欢迎，纷纷将其作为创作的素材。上文所提到的敦煌壁画，把维摩诘绘成潇洒的儒者，其余人物也都世俗化了，可见“佛画”与当时“文人画”相互沟通和融合，佛教经典经过中国画师之手，至少在形式上已经中国化了。

　　第四，唐代出现的新的文学样式变文和俗讲，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维摩诘经》的影响。变文及俗讲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一种说唱文学形式，原是佛门为传其教义、吸引民众，而把经典中的许多故事加以丰富和展开，使大众易于理解接受。敦煌文献中共有8卷7种《维摩诘经讲经文》，它们对原经文的内容和形式，都作了一些有利于民间化、世俗化的改动，特别是增添了不少细节，出现了许多方言俗语。

　　第五，《维摩诘经》采用叙事者的口吻，情节具有连贯性，环环相扣，相当吸引读者。这启发了明清演义小说的发展。同时，《维摩诘经》中运用大量文字来描写人物的举止及其心理活动，追求感官上的效果，富有极强的欣赏性和文学性，也有利于提高读者的审美趣味。

　　总之，《维摩诘经》以其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突出成就，对于我国文学、语言、艺术等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从而使得《维摩诘经》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远远地超出了宗教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