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驹对於特异功能与鬼神的所见所闻
发布时间：2024-06-28 03:33:19作者：阿弥陀经全文网千家驹（1909—2002），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民盟中央副主席。著有《中国的内债》、《新财政学大纲》、《中国货币发展简史》等。
千家驹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是浙江省金华地区首位中共党员。他师承胡适，与吴晗有“五同”之谊。周恩来曾告诫他不要锋芒毕露，毛泽东曾与他探讨中国革命的前程，蒋介石曾对他进行劝驾与封杀；他差一点被军阀政府枪毙，“文革”中跳崖自杀又被救起；他在全国政协大会直抒胸臆而博得空前掌声；他著作等身，乡亲为之建了藏书阁；他一生服膺马列，皓首之年却在异国“皈依佛门”；逝世前两年，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为其贺寿……
（原文题目：千家驹对於特异功能与鬼神的所见所闻）
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对鬼神之类的东西，从小时候起就根本不相信，认为这些都不过是封建迷信。但年岁既长，更事已多，知道有些事情单凭常识是不能判断的。
对于人体的特异功能，我最初是半信半疑，但亲眼看到之后，才深信不疑。世界上的确有许许多多的现象(所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用常识以及目前的科学水平尚不能说明，但它确实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人体的特异功能，即其一例。这里说说我亲自经历的试验。
关于特异功能，许多人知道有张宝胜其人。他是一个不满30岁的青年，从小就有透视的能力。我先拿一张信纸，在信纸上写几个字，封在一牛皮纸信中，再用胶水把信封好。当我写字时，张宝胜不在场，信封好后，张宝胜不仅认出我写的是什么字，他自己也在信封上写了一句话：“祝千老长寿健康。”写好后，我们拿了一块水果糖，用信封把水果糖卷起来，卷好后我拿在手里，张宝胜在我手上一拍，我打开手掌，水果糖已经进到信封里面去了。这时信封尚未打开。张宝胜又在信封外撕去一小纸条来。等我们打开信封一看，不但水果糖在里面，而且张宝胜在信封上写的那句话，竟在信纸上重现了。同时，信纸被撕去了一小条，就和他刚才从信封外面撕去的一样。直到现在，我还把这个信封、信纸以及水果糖保留着，作为纪念。
接着我们又拿一瓶降压灵药片，尚未开封的。我拿着药瓶，张宝胜用手一拍，一百片药片全部掉了出来，而药瓶密封如故，瓶内则空空如也。
以上是我亲眼所见。张宝胜简直象一个魔术师，但他与魔术师根本不同的是，魔术师变戏法必须使用道具，而道具一定是他自己准备的；而张宝胜却什么道具也不用，信封信纸以及药瓶等等都是我们随手给他的，因此他不是变魔术。所有的魔术都是假的，主要是通过道具和魔术师特别快的手法，瞒过人们的耳目。而特异功能却是真的，他不需要任何道具。赵朴初先生也曾告诉过我，他把自己的一张名片用嘴咬烂，张宝胜竟能使之复原。这我虽未亲自目睹，但我相信赵老的话是真的。
人体的特异功能是一门新型科学，目前尚未为现代科学所能解释，所以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但某些人具有特异功能，我想这该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
关于用特异功能看病，我还认识一位叫赵群学的女大夫。赵群学原为贵州一农村妇女，不识字，没有文化，后来得了一场疯病，忽能透视人体，治起病来，其效如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巫婆”投入狱中。在狱中赵群学继续为同囚难友和劳改农场的干部治病，成效显著，于是奇迹外传。“文革”之后，赵群学获得平反，而且被护送到北京。从“劳改犯”到“保护研究对象”，中央许多首长都请她看过病。经朋友介绍，1987年的一晚，我请赵群学来到我的家里，为我诊断。那晚我家里坐着许多客人，都是第一次与赵群学见面。赵一见我就说我的身体好，也没有什么病，而且手脚灵便，走路轻快。又说，她看到我的新的血液在生长，好象老树发出新枝一样。她又看了别的人。座中有我一亲戚，比我年轻卅多岁，赵不但指出他有许多病痛,，并且在颈部有一伤疤。原来我这亲戚是个电工，20多年前从电线杆上摔下来，故留有伤疤。现在伤疤早愈，并且长满头发，但她竟能看得一清二楚。以后我又介绍黄苗子夫妇、吴祖光夫妇请她看过，她说的病情都符合实际。赵大夫还有一神奇之处，是她会遥诊。就是说，你拿一亲属相片，或报上姓名，她竟能说出病情来，丝毫不爽。所以许多人都说她简直是“神仙”。赵群学治疗也不用什么药，除按摩外，一般都是用茶叶。经她发功把茶叶捏搓之后，据说便可以治病。或者用馒头，经她施功后，食之即能治病。但馒头不能放久，所以一般用茶叶。而且她为甲施功搓过的茶叶，不能用之于乙，否则无效
在我看来，人体的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现代科学还不能说明便否认这一客观存在。叶剑英在目睹了张宝胜的特异功能之后也说：“你自己写了字，又没让他看，他认出来了，这样证明存在着这一现象。”
说完特异功能，再说鬼神。提起鬼神，那当然属于迷信了。但世界上也确有些事是难以解释的。1938年，我在桂林广西大学读书。有一同事熊得山先生去世了。熊先生也是当时我国著名的一位社会学家，曾写过许多进步的文章。熊先生安葬的当年中国新年，他家里人去扫墓。扫墓归来，熊先生邻居的一个女佣忽然昏迷不醒。邻居亦是西大教员，遂请校医陈炎冰大夫为之针治。陈大夫正准备为女佣打针时，忽感一阵头晕，此时，女佣忽作熊先生之声，说：“我是熊得山，你不要给我打针。”旋即呼其夫人及儿女至，一一嘱咐家事。又说，其居处(安葬熊先生的地方)过于潮湿，须迁居。最后说声“我走了”，女佣就苏醒过来，但却对刚才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这件事我虽未目睹，但熊老的儿子与陈大夫均亲口告诉我，所说完全相符。如果熊老家人故意编造的话，究竟其目的何在？而且陈炎冰大夫更没有必要来参加这一套鬼话的编造。后来熊老的家属去察看坟地，果见其濒临一小河，有时河水上涨，就漫到坟边。所以我相信确有其事。但如果这是真的话，岂非人死后真有灵魂？况且女佣非熊老家之女佣，一个是老知识分子，一个是文盲，一是男性，一是女性，乡音不同，籍贯亦不同，邻家女佣何以能模仿熊老先生说话的声调语气，且对家属谆谆嘱咐，此真乃常理不可解也。
还有，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之先生曾经亲口告诉我一件事，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死于1935年一次偶然的煤气中毒。丁文江曾对胡先生说，他的祖先均不足50岁去世。1935年，丁将满50岁，他恐怕自己过不了这一关，所以事先写好遗嘱，寄存在一个朋友家中。果然，这一年丁先生勘测湘桂铁路去了衡阳，结果死于衡阳旅馆中。这也许是一种“巧合”，但这一“巧合”，岂不证明“生死有命”、“在劫难逃”吗！
我是不信鬼、不信神的，但世界上的确有许多怪事难以解释，与其根本否定，还不如存疑为好！所以我最服膺孔子的两句话，其一“敬鬼神而远之”，其二“祭神如神在”。有人问孔老先生以鬼神之事，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就是说他不知道。孔子既不相信有鬼神，但也不加以绝对否定，这才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
我这篇文章，在青年们看来，未免要视为宣传封建迷信，但我自信决没有这种意思，我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说我之所闻罢了！
——摘自《科学博览》1989年4月第2-3页
附：千家驹简介
1936年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常委。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南方总支部秘书长。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全国工商联、中国财政学会、中国金融学会顾问，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兼《中国钱币》主编，民盟第一至三届中央委员、第四届中央常委和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是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文革中遭到严酷迫害。1989年6④后留居美国洛杉矶。1991年3月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议，鉴于他严重违反政协章程，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民盟中央决议撤销其民盟中央副主席、常委职务。后回国居住在深圳，2002年9月3日在深圳因病逝世，享年93岁。
主要作品
著有《中国的内债》《新财政学大纲》《中国货币发展简史》《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广西经济概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等。
活动年表
1909年8月生于浙江省武义县。
1926 年17岁时考进北京大学，一边读书，一边参加中共地下活动。
1931年，他是“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宣言的起草人，强烈谴责南京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后来在南京被捕，押回北京。北大非常学生会成立时，他被推举为主席。
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他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广西大学教授，《中国农村》《经济通讯》主编，香港达德学院教授。
1936年千家驹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任理事。
抗日战争时期在香港从事民主运动，并为《大公报》撰写社论。后回广西，在黄姚与欧阳予倩等办《广西日报》昭平版。胜利后又去香港，办《经济通讯社》，兼达德学院教授。
1945年8月13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南方总支部秘书长。
1949年参加筹备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教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等职。他是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
1989年6月客居美国洛杉矶。
千家驹晚年曾多次致函中共中央领导，对邓小平理论表示坚决拥护，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表示由衷敬佩，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后由美国返回祖国，居住在深圳。
千家驹先生住院期间和去世后，李瑞环、丁石孙、王兆国、费孝通等领导同志和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了慰问和哀悼。
社会的良知
年届80的时候，由于特殊的原因而客居洛杉矶的千家驹，仍如此回忆他的青年时代和新中国建立初期时的感受：“回想我们青年时代，为了社会主义在新中国的实现，九死一生，颠沛流离，但我们从来没有后悔过。”他还说，“我虽不是党员，周恩来总理是把我当成自己人看待的，因为我追随党一辈子。”
与大多数那一辈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千家驹也逃脱不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反右派运动和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的折腾。在各民主党派当中，民盟的“右派”是最多的。千家驹尽管是漏网的“右派”，但也少不了要为他的“右派”言论作检查。“文革”中，他被抄家，被民盟群众斗争。那时，他甚至“决心了此残生”，跑到香山跳崖自杀，被救后又表示后悔。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他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日后他把那段生活形容为“啼笑皆非，动辄得咎”。
“文革”过后情况
“文革”过后，千家驹以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或民盟中央副主席的身分重新返回中国政治舞台。随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以及全国政协作用的完善，80年代中期以后，每年一度在北京举行的“两会”逐渐成为了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并为大众传媒所关注。也在这时，千家驹成为颇为著名的公众人物，因为在每年召开的“两会”上，他是一颗“明星”。
在“两会”上“敢言”
千家驹这时“出名”，因其在“两会”上“敢言”。比如，针对当时国家及地方教育投资欠债过多、知识分子待遇过低，他谈到知识分子的“三五牌”生活，即“年龄五十岁、一家五口人、工资五十元”，将知识分子的“苦景”描述得淋漓尽致。事隔多年之后，一位当年在现场采访的记者仍不忘当时的情形：讲了30多分钟，掌声30多次。
千家驹当时力议，把基本建设投资压缩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增长教育经费一倍，真正把教育当做生产投资，当做硬任务，真正把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不要仅仅局限于研究生、大学生的数量。
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千家驹，在经济学上并无大量的著述，这种情况在他那一代学人中较为普遍。因此，如今在经济学界，问及千家驹的学术成就，大多不能详述之。但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对他有这样一句评价：“社会的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