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生活在今天的人（不管是西方人或东方人），就在我们二十世纪将要结束之前，已能清楚地感受到，我们正在经历着整个人类精神生活的危机。这个世界性的心灵危机是以西方从一八五○年到一九五○年这一百年，在科学技术与物质信息、商业生产的巨大变革有关。换句话说，二十世纪发展而成的工商业信息的科技社会，是大大的不同于十九世纪以前的城乡农业社会。正由于这种社会生活型态的重大改变，使得十九世纪以前建构成型的社会型态被瓦解了！在西方古典的希腊哲学传统与基督教的信仰，已不再能使现代的西方人信服了！同样在东方的儒家、道家或佛教所建构而成的伦理、道德传统，亦受到西方二十世纪工商科技文明的极大挑战。十九世纪以前那种“田园式”的农业生活已离我们远去！（现代人已从大自然中，被抽离出来。）二十世纪末的工商社会里，充斥着各种、各类的商品广告，人把自己也变成某种商品，随时准备把自己出售给叫价最高的公司与机构。

现代人的生命变成可以买卖的货品，大多数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他们的生活几乎已被各种、各类的商业活动所统治。人人都在追求享受与娱乐，各种精美的食物、饮料和电视、电影的商业节目，都在刺激我们的购买欲。我们生活中的中心已转移到商品的消费上，生活的目标是物质享乐，以及如何制造这些商品的知识。现代都市人的商品化，使得人同自己内在完整的心灵分裂出来，人的身、心、灵已失掉平衡。因此，现代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普遍有不安、焦虑、倦怠和绝望的心理倾向。这也正是所谓的“时代病”，是一种困惑时代的精神病。所以我们必须发展出一套“心灵的疗养”，来对治这个世纪末的心灵危机。这篇论文的写作，是希望能从“禅学”（东方）与“哲学”（西方）的角度，来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参考资料。

二、哲学的“意义治疗”如何可能？

(一)

今日“哲学的困境”是：我们已“解构”了古典哲学的“形上基础”。在西方就是：解构由古希腊“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神学”所建构的“宗教哲学信仰”。在东方的中国就是：解构了古典老子、庄子和孔子、孟子所建构的“自然形上的道德与伦理信念”，以及由印度古典哲学转化而成的“佛教冥想的实践哲学”。十九世纪五○年代在欧洲兴起的“工业革命”，以及后来快速的科技物质文明发展，正是造成古典东、西社会结构瓦解的根本原因。二十世纪的人们一方面享受着科技物质文明，一方面又震惊于科技物质文明给人类带来的众多不幸。科技助长了杀人武器的威力，二次的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大量屠杀事件，逐渐使人怀疑人类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由此也就产生了各种不同表现方式的“虚无主义”（Nihilism）。虽然虚无主义可以作为一种哲学的精神运动，和对历史传统反叛的一种过度。但是，如果没有更深刻的哲学基础予以支持，则这种“虚无主义式”的反叛，也容易流于一种情绪的操作而已。

由于“虚无主义”既否定了自己以往所赖以生存的精神条件，又失去了古典的“宗教信仰”，便自然地不知何去何从，而感到人生的茫然无根。由是而产生的精神空虚状态，也就容易导致心理的焦虑不安，最后由于耐不住寂寞的侵扰，不得不借助于其它的物质成品或行动，对自己施以麻醉（例如：纵欲于色情场所、酗酒、吸毒……），甚至于颓废地走上自杀或杀人的毁灭道路。

无怪乎，当代德国的存在主义哲人雅士培（Karl Jaspers，一八八三~一九六九）在其《危机时代的哲学》一文中，指出当代人的心灵困境：“今天已有各种事实上的虚无主义，以无数的方式出现。人似乎已放弃所有的内在性，在他们看来似乎没有一件东西是有价值的，他们蹒跚地走过一个偶然世界，他们漠然地死，也漠然地杀人。……他们似乎生活在使人狂乱的世俗观念中，在盲目的各种狂热的主义中，被原始的、非理性的、狂暴但又很快消逝的情绪所驱使着。……大众教育把人们变成盲目而没有思想，在他们昏醉中做得出任何事情，直到最后他们死亡或杀人，把机械化战争中的大规模死亡当作是当然的事。”

由以上的观照中，不难看出今日哲学的困境，而当代影响世界的哲学思潮──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诠释学……等，都是在二十世纪的“虚无主义”中，想重新确立人类的精神理想。

(二)

正由于二十世纪的人类心灵危机日益深重，所以也迫使当代的哲学，必须真实地面对这些活生生的心灵困境，以及提出可能消除精神危机的治疗方法。其中把当代“存在主义”（或“存有哲学”）结合“精神或心理分析学”而提出所谓“意义治疗”（Logotherapy）的维克托?傅朗克（Viktor E. Frankl），可以作为我们来探讨所谓“哲学的“意义治疗”如何可能”的一个实例。

其实我们从Frankl的生平中，就可以发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德国的纳粹党人，送进了“集中营”，后来他才发现他的父母、兄弟和妻子，不是死于集中营，就是丧命于煤气间，除了他的姊妹，可以说他全家都是死在集中营里，他拥有的一切都失掉了，任何有价值的事物都遭受到摧残，他亲身体验到：人在这种一切都丧失的情况下，还有活下去的意义吗？我为何不自杀呢？人生的存在意义是什么？正是这种求存在意义的意志（Will-to-Meaning），使得Frankl发现了他的“意义治疗法”（Logotherapy），换句话说，他的治疗理论，是建基在他自己丰富而深刻的经验上，所以更具“存有哲学”的当代意义。[注1]

(三)

Frankl在其《从集中营到存在主义》（From Death-Camp to Existentialism: 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一书，把他自己活生生的精神危机展示给我们看。在这本书中，我们正看见当代“存在主义”哲学的话题：存在即受苦，人的继续存在，即是在痛苦中找出存在的意义。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把“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去告诉别人。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去寻找它的意义（Meaning），同时都应该去承担他所选择的“意义”，并且为此承担责任。

法国当代的存在主义作家──卡缪（Albert Camus，一九一三~一九六○）在他的成名作《异乡人》（L′etranger）以及《西齐弗的神话》（Le Mythe de Sisyphe）中，也传达出现代人的存在之“荒谬”与“无意义”。他举古希腊神话人物：Sisyphe被天神罚他不停地推滚巨石上山，到达山顶时，巨石因着本身的重量，又滚回山脚。天神认为，没有比做徒劳而无望的工作更为可怕的刑罚。这个具有悲剧性的神话，使Camus联想到今日在自动化工厂工作一辈子的工人，似乎也在做着同样徒劳而无望的工作。他们的命运和Sisyphe的同样，是一种“荒谬”与“无意义”。

对Camus来说，精神的危机出现在我们发现“存在的无意义”，以及人生的根本“荒谬性”。可是人是需要给自己的存在找寻“意义”，这一点正是Camus与Frankl的“意义治疗法”可以互通之处。由这一点出发，使Camus从“虚无主义”走向“人道主义”。这种境况，正如当Sisyphe从山脚下把巨石推到山顶时，他明白自己所花的力气不会有什么意义可言，可是当他一旦明白这点之后，他所做的努力本身就产生某种的价值，因此也就有“意义”可言了。这就是Sisyphe的胜利。人奋斗一生，终究要一无所有地面对死亡，这一切似乎是无可奈何的，但我们不在乎！Sisyphe的存在意义，在于发现他自己于不停的战斗中，不是孤独的，正如同古希腊悲剧英雄Oedipus（伊迪帕斯王），一旦发现“杀父娶母”的真相，他的悲剧就开始了。在他失明而绝望的一刻，他知道唯一联系自己与世界的是一位女孩冰凉的手。于是他发表一个惊人的宣言：“虽然受了这么多的苦难，但我的晚年与我的崇高灵魂，使我得到一个结论：“一切都很好！””[注2]

(四)

Frankl在诠释他的“意义治疗”时说，他的治疗法与前辈的“精神分析学”比较起来，较少看重患者的“回顾”（Retrsopective）和“内省”（Introspective）；而是集中在“将来”（Future）。换句话说，集中在患者的“将来”，也就是指他将来要完成的工作和意义上。因为大多数的精神病患者，都企图逃避去明了自己生命的意义与责任。因此，唤醒他们明了做为人生义务而被派定的工作，以及如何去完成这份工作，正是他们生活下去的意义。这种“意义”的提供，正可以克服患者的精神病。

所谓“意义治疗法”（Logotherapy），这个术语，正是由希腊字“Logos”而来的，这个字一般被翻译成中文的“道”字。例如：《新约圣经》中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Logos, and the Logos was with God, and the Logos was God.）这个“Logos”从字源上看，他是来自动词的“说话”（Speak），其最终的根源可能是“表出”或“放下”的意思，但又有“躺”和“躺下”二种意思。换句话说，“Logos”的这二种意思指出：找到适当的位置而安置自己，而且使自己停留在该处，作为栖息之所。[注3]

这个“Logos”在古希腊文的意思，又可列出三种意义：

1.说话者想把自己的思想，以及自己的抉择告诉听者，这种“言说”（Word），就是“Logos”。

2.听者懂得说话者之“言”，而且，内心接受，并付诸实行。

3.超越了说话者与听者之上，还存在着一种客观真理，这真理的出现，介乎“说话者”与“听者”之关系中。[注4]

由以上的三种关于“Logos”的意义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个术语，在早期古希腊哲学中的重要性。因为“Logos”这个词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本身的“言说”（Word），而是在“言说”之后，使“真理”（Truth）能被揭露出来。

由此，我们亦可看出Frankl的“Logotherapy”（意义治疗法）中的“Logos”就是指“Meaning”（意义）。换句话说，它集中在“人的存在意义”和“人对这存在意义的追寻”上。就所谓的“意义治疗法”来说，企图追寻一个人的生命意义，就是使“人”能生存下去的推动力。这也正是Frankl所提及的“求意义的意志”（the Will-to-Meaning），这与佛洛伊德（S.Freud，一八五六~一九三九）的“求肉体的意志”（the Will-to-Pleasure）的精神分析学不同，也同阿德勒（Alfred Adler，一八七○~一九三七）的“求能力的意志”（the will-to-power）的心理治疗不同。

Frankl一再强调他的“意义治疗法”中的“求意义的意志”（the Will-to-Meaning）是一种“事实”（Fact），而不是一种“信条”（Faith）。因为一个人“求意义的意志”也有遭遇到挫折的时候，在那种情况下，“意义治疗法”称之为“存在的挫折”（Existential Frustration）。关于“存在的”（Existential）这个哲学术语有三种用法：

1.它涉及存在本身，那就是：明确地指出人的存在方式。

2.存在的意义。

3.致力于寻求个人存在的实际意义。换句话说，寻求“求意义的意志”（the Will-to-Meaning）。

由于“存在的挫折”会引起人的精神病痛。所以“意义治疗法”，是把它的任务看成为帮助患者，去寻求他的“生命意义”（the Meaning of Life）。总之，“意义治疗法”在教导患者，揭露隐藏不明的“存在意义”（Logos）是什么？因为经验的事实提示我们：人的生命是赋有“意义”的。Frankl常喜引用尼采（F. W. Nietzche，一八四四~一九○○）的名言：参透“为何”，才能忍受“任何”。（He who has a why to live for can bear almost any how.）Frankl认为尼采的这句座右铭，对任何“心理治疗法”都可以适用。在纳粹德国的不人道“集中营”中，他亲身体验了这句话的真实境况：我们经过集中营囚禁后，还会活下去吗？因为如果不会继续活下去，挨了这许多痛苦便没有意义了。而困扰我们的问题是：“所有发生在我们四周的痛苦与死亡，是否有一种意义？因为如果没有意义，那么，终极看来，存在便没有意义。因为生命的意义是奠基在这样的偶然事件上……不论一个人是否看透……最后的结局，毕竟是存在的无意义……”[注5]

Frankl的“意义治疗法”，深知那本质上的“昙花一现的生命”（Life′s Transitoriness），并不是人生的存在性悲剧，而是人生存在的一种“事实”（Fact）。人通常只看见“昙花一现的生命”，而忽略了起因于他的行动、欢乐，或他的痛苦，从前他曾经据为己有的。因此，Frankl要说：“存在过的，就是一种最确实的存在。”（Having been is the surest kind of being）[注6]。

换句话说，一个积极着手解决人生问题的人，他好象从自己的日记上，撕下连续的一页，然后再细心地把它和以前的日记一并归档保存下来。他能带着欣赏的愉快心情，去回顾他曾记载于日记上的一切。这就是他人生的存在意义。这也是他必须接受的事实：即使我们一旦理解到自己正逐渐的衰老，那又有什么要紧呢？

三、禅学的“心灵疗养”如何可能？

(一)

要探讨“当代禅学的“心灵疗养”如何可能？”这个问题时，我们也许可以从一本由当代心理分析学家佛洛姆（Erich Fromm）与当代的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合着的书《禅与心理分析》（Zen Buddhism and Psychoanalysis）中看出一些合作的可能性。[注7]

在进入我们主题的探讨之前，我们也许可以先引一段铃木大拙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哲学教授Haston Smith之间的对话开始：

Smith ：禅宗是怎么开始的？

铃 木：相传禅的开始，是在一次法会上，佛陀正在讲道时。他的一位弟子送了一枝花给他。佛陀接过这朵花时，一句话也没讲，只是拿着它示众。没有人知道佛陀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当佛陀环顾众人时，他注意到一位名叫迦叶（Maha-kawyapa）的尊者对他微笑。佛陀也微笑了。佛陀接着说：“我有一个宝贵的东西，托付给你。”禅便这么开始。

Smith ：那么，在这微笑里，便包含了禅的一切胜境了吗？

铃 木：并不是微笑本身，而是佛陀的托付和迦叶尊者对佛陀的真正了解。如此一来，佛陀的心灵便和其弟子的心灵合而为一了。

Smith ：依你看来，禅宗所用的是什么方法？

铃 木： 就拿挂在那儿的“大日如来像”来说吧！依我看来，“大日”所代表的，就是“佛性”。大日（Dainichi）或叫毗卢遮那（Nahavairocana），是“真言宗”（Shingon）所供奉的。（Dainichi Nyorai）纹风不动。他一点也不动。他只是静静地坐着，亘古的宁静。

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佛”或“佛性”，存在于那永恒的实体里。而去接触或去成为这佛，这佛性，这大日……那便是禅所竭尽心思引导我们去做的，也就是我们必须去接触这佛性，这万佛之源。一旦我们到达这一点，我们便能理解“存在”的意义，人生的真相。

当禅宗提到“无明”（Ignorance）和“悟”（Enlightenment）的时候，“无明”指的是我们身心的造作，而“悟”代表的是“无明”之雾散尽以后的心境。要驱散那障眼的云雾，必须使用某种方法。禅宗所教的便是这种方法。

………………

Smith ： 所以对禅的心领神会将为个人的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自由？

铃 木：不错，这正是我的看法。有些心理精神分析学家以为“自由”是自发的，只是去“做你所爱做的事。”这纯然是一个大错误，我们必须小心防范这种看法。

禅宗的特色是：纯喜、诚挚与自由。许多想研究禅宗的人，对自由有很大的误解。他们以为自由是纵情放任或不顾道德，但是真的自由，我愿说，是照着事物本来的样子去看它们，是去体会万有的“本来面目”，那才是“自由”（或“大自在”）。[注8]

从这篇由Smith与铃木大拙的对话（节录）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出“禅学”的基本精神所在：照着事物本来的样子去看它们，去体会万有的“本来面目”！

这个观点与中国古代的哲人庄子所谓的“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注9]相似。由此亦可印证在中国唐朝大盛的“禅宗”与“老庄哲学”有着不可分离的互相诠释性。这亦可说是印度“佛学”传到中国后的一大变革。

(二)

现在我们再回到主题：“禅学的“心灵疗养”如何可能？依据当代的心理分析学家佛洛姆（E. Fromm）的观点：“禅”是印度的“理性”与“抽象思考”跟中国人讲求实际性的精神相融合的结晶。“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则是西方“人道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结晶，也是西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对人心中的种种黑暗力量的追求与表现，这些黑暗的力量，已超出了“理性主义”的掌握；更根源的回归，则是回到古希腊的“哲学智能”，和古希伯来的犹太人的“宗教伦理”生活。

“心理分析”是一种对精神疾病的治疗学。“禅”则提供“心灵疗养”的拯救之道。两者所探讨的都是人的“本性”（或“本来面目”），以及如何使人能恢复正常的实践方法。但“心理分析”是一种“科学方法”，必须通过临床的实验与归纳；“禅”则是一种到达“开悟”的观照，这正是一种内在心灵的“体验”。但在西方人看来，“禅”就具有充分的“神秘性”。

而在东方人（例如：铃木大拙）看来，“禅”就其本质而言，是看入自己“本性”（本来面目）的艺术，它对“心灵疗养”的启示，在于把人从“心灵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我们可以说，“禅”把储存在我们体内的“能量”，做了适当而自然的解放。这些“心灵的能量”在世俗的环境中，常是被压抑或被扭曲的，我们时常找不到适当的管道来发泄。因此，“禅”的启示在于使我们免于“心灵的狂乱”或“心灵的扭伤”。这就是所谓的“自在”，就是要把我们内在“创造性能量”成为一种有益的冲动展示出来。

我们都知道“心理分析”所关心的，是何以某些人会导致“精神分裂”或“发疯”。又何以大部分的人没有“发疯”呢？因为在现代大都会里生活的人，我们几乎时常都陷入一种心灵的孤寂，或疏离与无能的情境。这些心灵的扭伤，已经几乎把我们的心灵压碎了。但为什么我们并没有导致精神分裂呢？

依据佛洛姆的精神分析观点看来，是我们大部分的现代人都找到了一些“补偿的方法”来避开这种“精神分裂”的危机。例如：使人精神疲惫的上班公式化生活。电影、电视或传播媒体为我们制造出来的偶像、明星，使我们能依赖这些幻想中的偶像，来补偿我们生活上的失意……所有这些补偿作用，都可以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不致于导向“精神分裂”（或“发疯”）。但这些“补偿方法”，只不过是暂时避免了“发疯”。可是我们都已造成了潜在的“精神分裂症”。因此，为了真正能克服大多数现代人的这种潜在性“精神分裂症”，“禅”正可以提供我们对治现代工商业都会生活中所造成的精神危机，而做出具有建设性的响应，而这个最高的响应形式，正是禅宗所谓的心灵“开悟”！

(三)

“禅学”与“心理分析学”为什么能达到“心灵疗养”的成效呢？因为，“禅学的方法”是把心理有问题的学生逼入死角，使学生无法在智性的思考中寻求庇护。“心理分析家”也做类似的事，他们必须避免用种种的解释来安慰精神病患者，因为这只能阻止精神病患从“思考”跃入“体验”。他要把合理化的借口一个一个地移除，把拐杖一个一个地撤走，使得精神病患无从逃避，使他突破充满心中的种种幻象，而体验到“真实”。换句话说，就是在使精神病患者把以前未曾意识到的某些事情，现在变得能清楚地意识到。

这个程序常会导致精神病患者产生极度的“焦虑”，若没有精神分析师在一旁给予“信念”，有时甚至会阻止精神病患者的突破。但这种“信念”的给与，只是由于精神分析师“在那里”，而不是由于他的“言说”，因为过多的“言说”有时会阻止患者去“体验”，因为只有亲身的“体验”，才能使精神病患者获得比较好的治疗。这种方法，非常类似禅师们用的“公案”。例如：

临济禅师在一次法会上，对大众说：“你们的肉团（身体）里，隐着一位无位真人，经常从你们的前面的门出入，还没有体验到的人，不妨试着找看看？”

有一位僧人出来问：“什么是无位真人？”

临济禅师立刻跳下禅床来，一手抓住那个僧人说：“你说，你说！”

僧人正要开口，临济禅师却一把推开说：“无位真人是什干屎橛！”

说完后，便回到自己的禅房去。[注10]

从这个“公案”中，我们不难看出，禅师为了帮助心里有问题的学生，能够充分的去做自己，或真正的认清自己的“本性”（本来面目），不得不采用“公案”的方法。把学生逼入智性的死角，然后让学生自己去“悟”出来。禅师的这种否定与剥夺作用，并不是一种虚无性的否定。例如：当弟子请求禅师“安心”时，禅师说“把心拿来给我安！”或问弟子：“什么是父母未生你以前的本来面目？”“你死了以后，烧成灰，散尽了，你在哪里？”……等等。禅师们最终的目标是：希望心里有问题的弟子能去领会那不能用“理性”去诠释的东西，也就是说，去领会那超乎“智性”的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结构。为了打破这主、客二元对立的结构，禅师应用“公案”，乃是要产生二种功效：

1.是要穿透到内心的深处，唤醒那个自我意识中，对自己“本性”（本来面目）的观照。

2.是希望把这个唤醒的“自我意识”，导向适当的位置

总之，“禅宗”的“心灵疗养”是要逼使整个自我（不管是身体上或精神上的）去成为那个主、客二元对立结构的彻底冲突，或是说去成为“大疑团”。这个“大疑”或“大疑团”也就是在“自我意识”中的自我之全然而内在的根本困境。所谓的“公案”、“坐禅”、“摄心”或“参禅”……等方法，无非是要将那个“自我”激起，使它不仅是忍受主、客二元对立的矛盾冲突，而是实实在在地成为那活生生的冲突与矛盾本身。如此，才可能“大死一番”，而又同时能“大生”或“大悟一番”。[注11]

四、结论

“禅学”与“哲学”的心灵疗养，可以说是针对我们这个容易使人陷入“心灵危机”的工商业科技时代，提供一种“心灵疗养”的认知态度。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救另一个人的“心灵陷落”。然而，我们又必须尽一切努力给予帮助，以使那位陷入“心灵危机”的患者，能救他自己。

“东方的禅学”与“西方当代的存有哲学”，都是从这个认知的“界限”出发。因为任何的所谓“心灵疗养”，如果不知道这个“界限”，认为自己可以“救”别人的灵魂，则其本身就是一个陷阱，也可以说其本身尚未驱除“自大”与“野心”，也无法明了所谓禅学与哲学的“终极关怀”是什么？

我们可以再举一个禅师们求“道”的例子，来说明并揭示这种““人性的终极关怀”是什么？”的问题：

有一天，赵州禅师向南泉禅师请学，赵州禅师说：“什么是道？”

南泉禅师说：“平常心是道！”

赵州接着问：“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求得？”

南泉说：“当你有求的念头时，便有所偏差了。”

赵州禅师又问：“如果封闭一切心念，又如何能见道呢？”

南泉禅师说：“道是在于知或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呆子！”[注12]

由这段禅师们的对话上看来，我们便不难认清所谓“禅学”的态度是如何了。因为，我们所谓的“知”，都只是一种“知识”的“知”，这些“知”都在所谓“知识”的层次。在我们的“知识”之上，有一种“觉知”，它是超越“知识”的，这种“觉知”就是所谓的“开悟”！

道悟禅师问石头禅师：“什么是佛法大意？”

石头禅师答曰：“无得无知。”

道悟禅师又问：“向上有回转的地方吗？”

石头禅师答：“长空不碍白云飞！”[注13]

【注释】

[注1] 参见中译本《从集中营说到存在主义》，佛兰克尔原著，谭振球中译（光启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十月七版）。

[注2] 参见Albert Camus的Le Mythe de Sisyphe，中译《西齐弗神话》，卡谬着，傅佩荣中译（先知出版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初版）。

[注3] 参见《庄子与古希腊哲学》，邬昆如译着，国立编译馆出版（台湾：中华书局，一九七七年五月初版）。

[注4] 同 [注3] 。

[注5] 参见Viktor E. Frankl,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From Death-Camp to Existenticalism

[注6] 同 [注5] 。

[注7] 《禅与心理分析》一书，已由孟祥森中译，志文出版印行，本节的引文据此译本为根据，并略加修改。

[注8] 这篇〈铃木大拙博士访问记〉收录在《禅与心理分析》一书中，由林克明译。

[注9] 见《庄子?应帝王篇》。

[注10] 参见《景德传灯录》卷三或《五灯会元》卷三。

[注11] 参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Richard de Martino的〈人类处境与禅〉一文，收录在《禅与心理分析》一书中。

[注12] 原文参见《景德传灯录》或《五灯会元》。

[注13] 同 [注12] 。（信息来源：香港宝莲禅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