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龙教授:佛教教育的学科设置和学制管理
发布时间:2024-05-20 03:38:43作者:阿弥陀经全文网北京大学:李四龙
近代中国的佛教教育,在内忧外患之中,改革传统的丛林制度,创设佛学院、僧学堂,寻求振兴佛教之策。1903年,湖南僧人笠云在长沙开福寺创办湖南僧学堂,之后,全国各地纷纷兴办各种类型的佛学院。其中,1907年杨仁山(1837-1911)于金陵刻经处创办的祗洹精舍、1922年欧阳竟无(1871-1943)于南京成立的支那内学院、1922年太虚(1890-1947)于武昌成立的武昌佛学院,在近现代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办学思路至今仍不失其时代意义。
佛教教育一度沉寂之后,现在又呈复兴之象。本文试图从学科设置和学制管理两方面,检讨历史,温故知新,探索当前佛教教育的办学思路。
一、佛教教育的学科设置
近代佛教教育的发展,是有感于僧人缺乏必要的佛学知识。杨仁山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里说:“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驰,以致释氏之徒,无论贤愚,概得度牒。于经、律、论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佛学院的设立,佛教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改变这种“释氏之徒,不学无术,安于固陋”的局面。
那么,发展佛教教育应该从哪里入手,哪些经、律、论应该列入佛学院的课程里呢?纵观中国近现代佛教教育史,我们不难发现,几大佛学院在设置佛教基础课时,都是遵循了“大小兼容、八宗并包”的原则,对于大乘、小乘佛教经典以及中国佛教八大宗派的内容,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贯彻“诸法无有高下”的平等精神。
杨仁山以居士身份办学,显然要比僧人更容易打破历代宗派的门户之见,兼综各家之长。他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里规定“每日课程六堂,每堂一点钟”,上下午第一堂课均为佛教,详列所需学习的30多种经论。第一年包括《四十二章经》、《八大人觉经》、《佛教初学课本》、《释迦如来成道记》、《念佛伽陀》、《菩萨戒本经》、《大乘起信论》、《唯识三十论》、《因明论》、《八识规矩》、《心经》、《阿弥陀经》、《晨昏课诵》、《百法明门》、《小止观六妙门》,这些经论有的是“读诵讲解”,有的是“随时讲解”,有的是“暇时细阅”;第二年包括《楞严经》和《大乘止观》;第三年包括《圆觉经》、《金刚经》、《维摩经》、《十六观经》、《七佛偈》、《信心铭》、《证道歌》、《定慧相资歌》、《万善后偈》、《愿生偈》、《地藏经》、《显密圆通》、《原人论》、《高僧传》、《释氏稽古略》。从第四年起,设想用两至五年的时间,“或专学一门,或兼学数门”,根据他自己“十宗”的判教理论,列出若干经论:俱舍宗原典包括《俱舍论》、《普光记》和《法宝记》,成实宗包括《成实论》;律宗包括《梵网经》、《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毗尼止持》、毗尼关要》、《毗尼集要》;天台宗包括《法华经》、《妙玄节要》、《涅槃经疏》、《删定止观》、《释禅波罗密》、《四教仪集注》、《教观纲宗》;贤首宗包括《华严悬谈经疏钞》、《行愿品疏钞》、《华严着述集要》、《法界无差别论疏》、《大宗地玄文本论》、《释摩诃衍论》;慈恩宗包括《成唯识论》、《枢要》、《相宗八要》、《瑜伽师地论》、《伦记》、《因明论疏》、《法苑义林章》、《解深密经》、《密严经》、《唯识开蒙》;三论宗包括《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肇论》、《大智度论》、《三论玄义》、《三论游意》、《宝藏论》;禅宗包括《楞伽经》、《会译》、《思益经》、《五灯会元》、《六祖坛经》、《禅源诸诠集》、《宗镜录》、《万善同归集》、《宗范》、《禅林僧宝传》;密宗包括《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苏婆呼童子经》、《苏悉地羯罗经》、《施食补注》;净土宗包括《无量寿经义疏》、《无量寿如来会》、《弥陀疏钞》、《无量寿三经论》、《往生论注》、《净土十要》、《安乐集》、《往生集》。他还建议使用《教乘法数》和《大明三藏法数》这两部佛教辞典。通过这样的佛学训练,学员基本上不仅可以掌握佛教的根本要义,亦可对佛教发展的全貌有深刻的认识,而不纯粹是专治某宗某派。
由于经费原因,杨仁山的只洹精舍只办了两年,其办学思路后来由支那内学院发扬光大,经过欧阳竟无、吕澂(1896-1989)历年的潜心勘酌,内学院建立了“佛学五科”的讲习体系,成为中国佛教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一般都认为支那内学院是法相宗的根本道场,但是,吕澂在1925年9月13日支那内学院法相大学特科开学仪式上,明确声明“并不拘限于法相一宗,正面观之,直指纯正佛法之全体”,并在《内学》第二辑上撰文,强调“绝非推尊一宗,亦非欲以一宗概括一切。正此趣向专志精勤,必使纯正佛法遍世间”。《支那内学院简章》亦明言,内学院的大学部要设法相、法性、真言三所大学。其中,法相大学本科以慈恩宗、贤首宗、俱舍宗为根本,设有“戒律、本经、本论、着述、因明、观法、小乘、世典、梵文、藏文、传教”等学科;法性大学本科以三论宗、禅宗、天台宗、成实宗为根本,设有“戒律、本经、本论、着述、观行、小乘、世典、梵文、藏文、传教”等学科;真言大学本科以净密宗、净土宗为根本,设有“戒律、教典、仪轨、观行、图像、世典、梵文、藏文、传教”等学科。
支那内学院把玄奘、窥基一系所传的印度佛教视为“纯正佛法”,所谓“佛学五科”,就是在那烂陀寺佛学六科基础上加以改造而成的。1938年,吕澂认真研究了那烂陀寺讲学的规模、分科及其次第,认为佛学六科的次第是“毗昙--因明--戒律--中观--瑜伽--般若”。1943年,他把印度的佛学六科改为“佛学五科”,即“毗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编定五十部书,分三周进行。吕澂说:“五科佛学,各以义理推阐,逐时开展,故必历三周而尽其学,合五科而识其全,经之纬之,成章以达,此纯异乎判教之陋说也。”第一周以“心性本寂”为中心主题,称为“知本”之学,讲习五经七论共计十二部书,被认为是“根本要文”,即毗昙科的《法句经》二卷(吴译、藏要本)、《阿毗昙心论颂》一卷(晋译、院刻稿本),般若科的《能断金刚般若经》一卷(隋译、藏要本)、《菩提资粮论颂》一卷(隋译、藏要本),瑜伽科的《摩诃衍宝严经》一卷(失译、院刻会《瑜伽释》本)、《辨中边论颂》一卷(唐译、藏要本),涅槃科的《胜鬘师子吼经》一卷(宋译、藏要本)、《大乘法界无差别论》一卷(唐译、院刻稿本),戒律科的《清净毗尼方广经》一卷(秦译、院刻稿本)、《菩萨戒本羯磨》二卷(唐译、藏要本),为了巩固以上的学习成果,另加两部娴习止观的论《解脱道论》十二卷(梁译、藏要本)和《六门教授习定论》一卷(唐译、藏要本);第二周以“转依”为中心主题,称为“正宗”之学,讲习十九部书,即毗昙科的《四阿含经毗昙读》十六卷(晋宋等译、院刻稿本)、《阿毗达磨俱舍论颂》一卷(唐译、院刻会译本)、《大乘阿毗达磨经颂》一卷(唐译、院刻稿本)、《大乘阿毗达磨集论》七卷(唐译、藏要本),般若科的《维摩诘所说经》三卷(秦译、藏要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二七卷(秦译、院刻稿本)、《大智度论》节本二十卷(秦译、院刻稿本)、《中论颂》一卷(秦译、院刻本),瑜伽科的《解深密经》五卷(唐译、藏要本)、《瑜伽师地论本地分菩萨地》十六卷(唐译、藏要本)、《显扬圣教论颂》一卷(唐译、藏要本)、《摄大乘论本》一卷(唐译、藏要本),涅槃科的《妙法莲华经》七卷(秦译、藏本本)、《大般涅槃经·正法分》八卷(凉译、院刻本)、《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宋译、藏要本)、《究竟一乘宝性论偈》(魏译、藏要本),戒律科的《郁伽长者所问经》一卷(曹魏译、院刻稿本),为了有助于转依,另加一经一论作为“增上相资”,即《因明入正理论》一卷(唐译、藏要本)和《大方广佛华严经·修慈分》一卷(唐译、院刻稿本);第三周以“一法界”为中心主题,称为“终鹄”之学或“究竟”之学,亦讲习十九部书,即毗昙科的《诸法集要经》十卷(宋译、院刻本)、《入阿毗昙达磨论》二卷(唐译、院刻稿本)、《四谛论》四卷(陈译、院刻本)、《论事标目》一卷(院编稿本),般若科的《大般若经·曼殊室利分》二卷(唐译、院刻稿本)、《佛母般若圆集要义论》一卷(宋译、院刻合释论本)、《广百论释》十卷(唐译、院刻稿本)、《大乘掌珍论》二卷(唐译、藏要本),瑜伽科的《华严七品颂本》三卷(唐译、院编稿本)、《观所缘论释》一卷(唐译、藏要本)、《成唯识宝生论》五卷(唐译、藏要本)、《成唯识论》节本四卷(唐译、院编稿本),涅槃科的《大方等大云经·大众犍度》一卷(凉译、院刻稿本)、《大乘密严经》三卷(唐译、藏要本)、《佛地经论》七卷(唐译、藏要本),戒律科的《六度集经》八卷(吴译、院刻稿本)、《佛所行赞》五卷(凉译、院刻稿本),为了长养菩提,资粮善集,另加一经一论,即《集量论释节本》六卷(院编稿本)、《大集虚空藏所问经·抉择分》三卷(唐译、藏要稿本)。整个过程为3-5年。支那内学院的大学部实际上只办过法相大学,而且也只维持了两年时间,所以,内学院的讲学规模不断缩小,“佛学五科”的讲学体系在当时并没有完全实施。
跟支那内学院齐名的武昌佛学院,是由太虚法师发起创立的。他早年受教于杨仁山,并与欧阳竟无进行了长期的辩论,彼此的办学思路不无相通之处。由于太虚的僧人身份,他的佛教教育主要集中在僧教育方面,撰有许多有关僧教育的讲演和着述,先后办起各种佛学院,武昌佛学院只是其中最为着名的一所,其他还有闽南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等,在1928年出游欧美期间,他还在法国巴黎发起筹建世界佛学苑,总部设在武昌佛学院内,成立“世界佛学苑图书馆”。
1922年武昌佛学院成立伊始,所授课程由于受到师资、经费等客观原因的干扰,并没有体现出十分明确的办学思路。1928年7月《闽南佛学院续招学僧简章》规定,第一学年设有《佛学概论》、《各宗派源流》、《律学大意》、《因明学概要》;第二学年设有《佛学大意》、《俱舍学大意》、《成实学大意》、《四论学大意》、《唯识学大意》;第三学年设有《律学大意》、《禅学大意》、《净土学大意》、《天台学大意》、《密学大意》、《贤首学大意》、《佛典泛论》、《大乘宗地引论》。这种设置比较明确地体现了“八宗平等”的思想。不过,最能系统地体现太虚关于学科设置理想的当数“六系”说。1934年9月,他在对世界佛学苑图书馆馆员发表讲话时,规定“五三共法系”、“小大律藏系”、“法相唯识系”、“般若中观系”、“中国台贤禅净系”、“印华日藏密法系”作为研究员研究的目标,点明了每一系所需学习的原典。
五三共法系,五指的是人乘、天乘、声闻乘、独觉乘、菩萨乘五乘,三指的是声闻、独觉、菩萨,太虚认为,这一系要以《俱舍》为中心,旁及《阿含诸经》、《婆沙》、《六足》(《集异门足论》、《法蕴足论》、《施设足论》、《识身足论》、《品类足论》、《发智论》)、《正理》等论。小大律藏系,不仅研究小乘的《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僧祗律》、《说一切有部律》,还要研究大乘的《梵网菩萨戒》和《瑜伽菩萨戒》。法相唯识系,主要依据所谓的“六经十一论”,依弥勒菩萨所说的《瑜伽师地论》为本,以《成唯识论》为综合。般若中论系,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依据,以《大般若经》为本,亦可增加《大智度论》。中国台贤禅净系,要以《法华经》、《华严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佛说阿弥陀经》、《中论》、《大智度论》、《往生净土论》等经论为依据。印华日藏密法系,要以《大毗卢遮那成佛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等及诸部仪轨为依据。太虚认为,对佛典进行分系研究,就是世界佛学苑图书馆的事业。
现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杨仁山、吕澂、太虚等人关于学科设置的设想,首先是由于各种原因,大多没有实现,到目前为止还只是空想;其次,它们有的是针对大学本科水平,有的则是针对研究生水平,对象并不完全一致。我们这里回顾历史,目的是要设想目前应该设置哪些佛学基础课,而要设置这些基础课,则要对佛教的整体有一个明确的把握,要对佛教分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所以,设置基础课的关键,是要在兼容并包的前提下确定佛教分科,如果对佛教分科有了相对统一的认识,这些基础课就不难确定了,而本科生和研究生在课程设置方面的区别其实比较容易把握:本科生偏重于概论课,研究生偏重于原典课。目前,我们如果能够沿着前人的足迹,去实现他们未竞的事业,充分领会吕澂“佛学五科”以及太虚“六系”的旨趣,结合各个佛学院现有的办学条件,设置佛教基础课应该不是无章可循的,我们在这里只是通过历史的分析明确一项原则,即“大小兼容、八宗并包”。
让学员接受基本的佛学训练,这是佛学院办学的首要任务。除此之外,佛学院还应注意另一项任务,即把学员培养成具有世界眼光的现代人,在学科设置方面应当坚持“内外圆融”的原则。这个原则旨在建立完善的知识体系,与主流学术界接轨,树立佛教教育的世界眼光,建设符合现代思想和生活的新佛教。
印度佛教曾有“五明”之说,也就是说,僧人应该掌握五种学问,即声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内明。声明指声韵、语言、语法之学;因明指逻辑学、论辩之学;医方明指医药学、体育、养生学;工巧明指与物质生活有关的工、农、商、畜牧、算计、书画、音乐、法律、饮食、行政、占相、咒术等学问;内明指佛教关于解脱生死的学问。五明概括了古印度所有的知识体系,佛教对僧人提出五明的要求,体现了佛教不离世间法而出世间的特点。“内外圆融”的原则,其实是沿续五明的思想,把佛学和现代世俗社会所需要的学问结合起来。
杨仁山主张学佛者不仅要学佛,也要学“普通学”,包括语文、历史、地理、数学以及英语、日语、梵语等语言,在只洹精舍英语、汉语和佛学一样,同为基础课。印顺在《太虚大师年谱》里如此评价杨仁山,他说:“为佛教人才而兴学,且有世界眼光者,以杨氏为第一人。”其后,支那内学院同样也把世典、国文、梵文、藏文列为必修课,世典既包括印度哲学、中国哲学,也包括宗教学、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内容。其他的佛学院,如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亦开设有国文、外文、数学、科学、哲学和宗教学课,乃至设有教育学、艺术等课程。这样做的目的,其实就是“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复兴印度佛教,从而建设中国的新佛教。
当前办好佛学院,仍然是要坚持“内外圆融”,不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宗教学等学科,较诸半个世纪以前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应该能及时地反映在当前的佛教教育里
在讲完学科设置的两条原则之后,我们最后还要讲一条“修学相应”的原则,就是要把学术研究与信仰主义相结合,实现佛教所谓的“转识成智”。这条原则要求每位学员,要有宗教家的气度和悲愿,去关怀社会,真正做到“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其实应当是佛教教育的根本目的。
因此,归纳起来,佛教教育的学科设置应当遵循“大小兼容、八宗并包、内外圆融、修学相应”的原则。
二、佛教教育的学制管理
近现代全国各地的佛学院、僧学堂,不在少数,但是规模普遍较小,而且除支那内学院外,持续时间普遍不长。现在,各地佛学院也不算少,如何能让历史不再重演呢?我个人认为,佛教教育的学制管理是关键。
近现代的佛学院普遍设有大学部和研究部,甚至还有小学部、中学部、大学预科。但是,这种学制最终没有坚持下来。究其原因,是师资、生源等方面出了大问题,当前的佛学院同样也存在这个大问题。如何解决呢?那就是要模仿大学教育,在佛学院里推行学分制。学分制的前提,是各个佛学院的学分具备同等的知识水准,否则就无法保证教学质量。这就要求成立全国性的“佛教教育委员会”,在学科设置、教材、教务管理、学员资格等方面起到监督和管理的功能。现阶段可以由各大寺院先行试验,采取相对统一的教学模式,编写必要的佛学院教材。
在近现代佛教史上,晚清时期各地曾经有过“僧教育会”。1907年,释觉先以办僧教育必须联络各寺院和社会各界为由,在北京发起创设了僧教育会。之后,敬安、谛闲、月霞、栖云等人亦纷纷建立僧教育会。这些僧教育会成了近代佛教组织的雏型之一,成为后来成立的中华佛教总会的基础。当时的僧教育会,其主要功能是联合僧众的力量,维护佛教界的整体利益,自身的教育功能反而并不明显。星移斗转,中国佛教协会现在是受政府保护的合法的全国性佛教组织,从理论上说,佛协已经具备了筹建“全国佛教教育委员会”的可能性。
如果有了类似的“佛教教育委员会”,规范全国各地的佛学院,监督它们的学制管理,那么就有可能在佛学院推行“学分制”。这种学分制,其实可以与传统的“游方”参学结合起来,佛学院之间互派学员交流学习,既可以解决当前各地佛学院师资紧张的局面,又可以开扩学员的知识面,提高佛教教育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