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提高升学，建一座佛塔，父母官还找了风水先生？

许昌历史上文风鼎盛，汉末出现了颍川文化名人圈，以及围绕在帝王周围的三曹和建安七子。他们作为时代文化核心人物，将建安文学，推送到中国语文的顶峰境界。

然而，也许是才华横溢的人耗尽了许昌的灵气，从那之后，许昌的文化教育开始走下坡路。到了明朝，许州历次科举考试不出状元，这对于通过科考而求得功名的地方官员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压力。万般无奈之际，风水先生给出了“偏方”！

提起许昌，马上想到的是“三国”，因汉朝最后一个皇帝曾在这里号令天下25年（建安元年~25年196~220），许昌因此有一顶“帝都”的帽子。许昌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必须“与时俱进”的属性，每次社会大动荡，中原地带最先受难，历史车轮所过之处，首先摧毁碾压的是建筑。

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黄昏，踏访许昌，在最繁华的大街，和文峰塔不期而遇。打眼看上去，52米的8角12层古塔和新时代的高楼相比，算不上气势恢宏，但仔细想来，许昌留下来的地面古建筑并不多，这座佛塔的坚毅存在，必定是个奇迹，这到底背后是怎样的信念在做支撑？睹物思故人，由此借着这尊圣物的光环，窥探一下老许昌的一段前尘往事！

宝塔缘起

翻开历史黄页，清乾隆十年（1745）的《许州志》里用“王治安”的工笔画配以“甄汝舟”（许州知州）的诗文，记述了“许昌十景”，即紫微崇朗、两院英风、文峰耸秀、葚感涧流、灵泉瑞溢、西湖莲舫、潩水潆洄、灌台凝雾、石梁皓月、许田积雪。

《文峰耸秀》这样描述：孤耸尖峰削不成，十三层上插青云。分明一管生花笔，书破天章五色纹。

诗句里将佛塔比喻成“笔”，而且这支笔下能写出“天章”。这道出了文峰塔的缘起是旨在振兴文运的一个夙愿。

许昌历史上文风鼎盛，建安文学的成就被公认为中国语文的顶峰。然而，从那之后，许昌的文化教育开始走下坡路

。到了明朝，许州历次科举考试出不了状元，这对于通过科考而求得功名的地方官员来说，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

明代万历年间，许州太守郑振光上任，下决心改变许州文风转衰的状况。据清乾隆《许州志》所录的《许州郑公创建文明塔记》记载：郑振光一边捐出自己的俸禄，将“学宫殿庑、斋舍桥门”进行修缮更新；一边决定“借培地脉，振兴文教”，即用凡人的力量，找“转风水”的办法。

当时的风水先生人为：“许州城地势平缓，没有高山大川、幽岩奇壑，因此文人显达者少。如果在城外巽方（东南方）建一座塔压住地气，许昌的文运就要走上坡路了……”

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建文峰塔是一件深得人心的工程。郑太守在上任第二年，即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开始修筑文明塔（即文峰塔），一年后完工，成为许昌的重要标志之一。

为什么又是佛塔？

雪仍然下不停，塔文化博物馆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群玩雪的大妈，此时腊梅开的正盛，它的嫩黄色和和古塔的身影相得益彰，衬托出坚毅的傲骨。文峰塔缄默不语，却见证了许昌400年风雨，每次人感到力所不能及的时候，总要求助于塔的力量。

文峰塔内供奉着白衣菩萨和文昌帝君。由此可见，明朝人将“佛神”视为一家。明代小说《西游记》里面也是这样描述的，神佛生活在天庭，各司其职，管理着凡世，深知人类的诉求。

这样的信仰之上，中国建造的古塔，数以万计，遍及神州大地，仅河南境内就有800多座，其中有200多座是明代砖塔，而许昌文峰塔则因精良的做工誉为明代砖塔之冠。

朝代更迭的战乱年代，河南人受的苦最多，而有了信仰，生活就有了目标。社会秩序大大改善，人们开始懂得啥叫“不务正业”，这也是古塔坚挺不倒的有力支撑。塔缘起于佛教，不可思议的加持，具有跨时代的力量。

浮屠

如何进一步读解“造塔”这一现象？旁边的文峰塔文化博物馆，很好地给出了答案。

到过泰国、西藏、缅甸，你会发现每个国家建起的佛塔都不一样，然而佛塔的功能都差不多。中国的佛教徒和工匠们结合传统的建筑艺术特征，把中国古代建筑内容极为丰富的寺观、宫殿、园林、亭、台、楼、阁、庑、轩等融合在一起，创造性地建成了中国式佛塔。由外型来看，又细又长的中国佛塔，技术含量颇高。

然而，佛塔发展到明代，除了宗教的意义，建筑、民俗、文化传播的重要职能，还表达出祛邪镇妖、兴文风、祈福寿、观敌情、观赏山水的作用。每一座塔作为一种工程技术的组合体，更包含着意识、科技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古塔因自带神圣气质，即使在战乱中也被敬畏，因而保存了下来。古塔为后人提供了立体的史料，生动的教材。

中国境内古塔林立，在山村、城镇、湖海，有的雄伟稳重，有的精巧飘逸，有的奇特而圣洁，有的华丽而拙朴。一座座塔就是一个地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最好证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