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蒲松龄笔下，放生作品数量可观，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聊斋》中有关放生的篇章多达20余篇，诗文中与放生相关的内容也为数不少，他本着宽容、包容的心态，基于对生命的充分体悟，对放生内蕴进行了主题式解读。

　　放生主体有人类，也有狐鬼精魅；放生行为方式有主动选择，也有被动接受；放生双方有单向的放生，也有彼此双向互动的放生；放生心理取向有无意之间成就的放生，有瞬间念起偶一为之的放生，更有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放生；放生原因有因人格魅力、精神感召触动引发的放生，有缘于爱情而直接施行的放生，有因爱情而爱屋及乌间接的放生，也有为友情而大开方便之门的放生，更有因敌对仇雠化解宿怨的放生。总之，放生是爱生、尊生、重生、敬生、救生，也是好生、惜生、悯生、忧生、顺生。放生在蒲松龄笔下呈现出五彩纷呈、开放多样的态势，体现出一种博大的生命意识与深情的人文关怀。

　　生的前提是放，只有当生命处于困境忧患，才有放的行为，蒲松龄借助对放生的描写，指出芸芸众生的种种生存困境。《象》中众象见狻猊意将搏噬肥者。“象战栗，无敢逃者，惟共仰树上”，似求猎人怜拯。《青凤》中耿生“会清明上墓归，见小狐二，为犬逼逐。其一投荒窜去，一则皇急道上。望见生，依依哀啼，……似乞其援。”神通广大的八大王更是为渔鳖者所获。

　　在这里无论是没有灵通不能变化的普通生物，还是颇具神通的神仙精魅都一样难逃“变故在斯须”的厄运。蒲松龄在本应给予柔情与温暖的放生情境中注入了无可奈何的感伤情调，从而使放生温情表面笼罩着一层悲凉凄恻的悲剧氛围。人之生与忧俱生，物之生亦与忧俱生，悲剧伴随着生命的始终。蒲松龄一生穷愁潦倒，人生抑郁之悲、生之惨痛体验深刻，悲剧意识如影随形。在其宣泄情感书写孤愤的《聊斋》中的放生主题，深度彰显着无处不在的生命劫难与生存坎坷，明显烙印着蒲松龄的身世之感及其对生命生存的深层体悟以及体悟之后对放生的强烈诉求。放生之于蒲松龄，一方面是仁慈善良的道德渴望与生存悲剧的最终解脱，是对物对人生命的救赎；另一方面也是对众生平等、积善行德的精神关怀，是敬畏生命的理性思索，是万物生命等量齐观观念的外化。

　　蒲松龄在不厌其烦地讲述放生行为的同时，也极力渲染放生后琴瑟和谐的景象，这种对放生后的情景描述往往是蒲松龄着墨最甚之处，无论是基于何种原因的放生，往往有一段深情绵渺的结果表述。如《小翠》中放生只是蒲松龄一笔带过的引子，重点展开铺叙的则是因放生带来的一系列报恩事件：小翠代母报恩下嫁恩人痴呆之子，并为之疗疾，为其家去祸。类似的篇章还有《西湖主》、《八大王》、《小梅》、《花姑子》等。《诗经·卫风·木瓜》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踞。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聊斋》放生回报是投桃报李、互示友好的表示，是“行善不以为名而名从之；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利不与争期而争及之。”利义关系的诠释与注脚，也是“人生业果，饮啄必报”善恶果报观念的积极反馈。

　　“人在他们的存在中和其他存在者相遭遇，命中注定要把自己的存在作为一个问题来面对，因此，他们在所做的各种事情中就和存在有双重的关联。”蒲松龄从“绽出之生存”、生命之存在出发，立足深度的生命意识与广阔的生态视野，展现了放生主题多重的文化境域与深度的人文意义。

蒲松龄放生主题文化溯源

　　“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蒲松龄放生作品内容的形成与思想表达也是如此，不是凭空而出，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成因。

　　明清时期人们对放生有了更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放生现象蔚为大观，蒲松龄是其中的佼佼者。纵观《聊斋》的放生作品，前人历来的放生思想、题材类型以及作品的艺术表达方式等，皆给蒲松龄的放生描写以种种滋养。首先，蒲松龄积极吸收儒家“恻隐之心”，“仁者，浑然与物同体。”释家“上及人伦下沾蝼蚁，但能救死，无不放生”思想，积极宣扬仁人爱物。如耿生怜见被犬逼逐的小狐，对之“提抱以归”（《青凤》）。王六郎以“仁人之心”“怜抱中儿”，救投水妇人性命（《王六郎》）。

　　蒲松龄在《放生池碑记》中更把这种思想加以深化与升华，他说“昔齐宣王不忍一牛，子兴许其可王；宋哲宗盥而避蚁，程子以为推之即帝王之要道。非为偶杀一物，遂为不仁，而仁心可由是而充耳。”“仁民要矣；抑思爱者仁之始，仁者爱之推。夫苟任己欲，则欲生贪，贪生杀，以是而司牧于上庸有念民膏而抚字者乎？”爱物不杀与仁民念民爱民密切相关，饱含着蒲松龄的期待与祝愿，与孔子、欧阳修等仁者提倡的重生爱民精神一脉相承。其次，前人放生作品启迪了《聊斋》“花妖狐魅”放生的题材选择，《聊斋》俗称“鬼狐史”，花妖狐魅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篇章，其放生的形式、程序、结果与魏晋南北朝、唐小说中放生描写多相近似。如《幽明录·毛宝》写“晋成康中，豫州刺史毛宝戍邾城。有一军人”，放所养白龟于江，“后邾城遭石氏败，赴江者莫不沉溺”，但该军人却被先前所放白龟所救。而《聊斋》中放生作品多遵循此程式。如《义犬》中贾某对“屠人缚犬，倍价赎之，桊养舟上”，后有盗因财起意，抛贾于江。“犬见之，哀鸣投水，口衔裹具与共沉浮”，使贾得救。皆是放生主体对放生对象施行放生行为赢得果报的模式。

　　蒲松龄在对传统同类放生题材因袭继承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明显的超越与创新意识。首先，对生命关怀的角度与程度不同。前人多基于生与死的两极对立从恻隐之心、慈悲之心、政治功能视角对生进行观照，而蒲松龄则以宽广的放生视域立足生命的终极关怀。如《赵城虎》中赵城妪独子被虎所噬，妪悲痛欲绝，啼诉于宰，虎主动投案，宰对之曰：“杀人者死，古之定律。且妪止一子，而汝杀之，彼残年垂尽，何以生活？倘尔能为若子也，我将赦汝”。“虎颔之”，宰“乃释缚，令去”。虎尽赡养之责，时衔死鹿、金帛等掷妪庭中，“妪由此致丰裕，奉养过于其子，心窃虎德。虎来，时卧檐下，竟日不去。人畜相安，各无猜忌”。妪死，“虎骤奔来”，“直赴冢前”，嗥鸣雷动”。因宰的放生令本应为仇雠的妪与虎长期诚挚相处，而且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蒲松龄笔下的放生不只是对生命的放纵，更是对生命的充分尊重、理解与包容。其次，基于文体的演进，前人放生作品大都叙述简略，风格质朴、板滞、程式化，缺少艺术加工。而蒲松龄则极力渲染、铺陈，笔致细腻，情节迂回曲折，放生对人既是情感的洗礼，也是一种文学上的审美观照，读来是一种艺术享受。如同是龟鳖放生故事。《续异记，刘沼》记载中山刘沼，“灶里得一龟”，“放之于娄湖”，《聊斋》中《八大王》说渔鳖者献巨鳖于冯生，生以其状异，放之。两篇作品叙述方式、情节相似，皆用直叙、顺叙方法，写人对物的放生。但《续异记》以“俄迁秣陵令”嘎然而止。而《八大王》则是一系列精彩婉转华美的故事，得宝、娶妻，翻空为奇，令人耳目一新。再次，与前人相比，具有平等思想的蒲松龄本着开放的放生观，更注重人与异类近距离的亲近与亲呢。如《酒友》中车生不以狐为异类，没有加以伤害，反而与之共寝，引为糟丘之良友

。这既不同于以往儒家的功利性放生，也不同于魏晋六朝小说出于敬畏膜拜的放生。

　　利奥波德曾说：“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蒲松龄的放生作品表达的正是他对万物生命的尊重，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肯定与认同。

蒲松龄放生主题地域溯源

　　民俗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性，古语云“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一种民俗文化的产生与传承都离不开特定的地域地理环境、人文传统与时代氛围的影响与制约。蒲松龄对放生题材的广泛吸纳也不例外，在他76年的人生岁月中，除了短暂外出之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淄川度过的。他对这里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名胜古迹、人文风貌、博物信仰等了如指掌。淄川繁多的放生事件与深厚的放生民俗滋养了蒲松龄放生作品的撰写。

　　淄川古属东夷，自来民风“敦厚阔达”。范哗在《后汉书·东夷列传》指出：“《王制》云：‘东方日夷。’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通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朴素的言仁好生观念，在与儒家文化的融合中渗入了浓烈的伦理与情感道德因素，人们“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种“泛爱众，而亲仁”的精神气质在明清时期对待放生事项上尤为明显。唐梦赉（1627～1698）“生性好善”，“曾于城西傅家湾两河汇流处做‘放生矶’”，“与朋友们经常在此向河内放生”。在他影响下“两河上下数里，再也无人捕鱼。”《淄川县志》更记载了诸多有关放生的诗篇，如“直钩断网属仙家，总启渔矶罢钓槎。”“记向西湖学放生，莲池遗教几个行。双湾化作菩提水，大地江河总有情”等。蒲松龄周围的亲朋好友也多持放生理念，如亲家高珩子“嫩柳滩头携簟坐，游鱼数遍放生矶。”描绘了放生矶人鱼和谐相处的画面。放生主体与放生客体的生命世界灵性沟通协调融合，展现出一种深沉的生命意识与跨类的生命和谐。“天地之性，人为贵”。“天、地、人”三才，人的生命与价值最值得重视与关注。朝廷围剿胶东于七起义，滥杀无辜，唐梦赉为之向山东总督建言，使不少百姓免于刀兵之祸。蒲松龄记日“唐子西世务咸通，得献筹于借箸。于是掠禁为严，肤功立奏。纵俘擒之弱息，欢噪孤城；拉哑叱之娇婴，还归故里。”有清一代获赠康熙“半副銮驾”殊荣的邱璐（1620～1682），任“扬州府江防同知，捐资制放生船。

　　岁饥则赈贫，疫作则施药。”邱璐及其子侄与蒲松龄是至交好友，多有诗歌唱和，书信往来，如《上瓜州邱》、《王鹿瞻在瓜州邱荆石先生幕，作此寄之》等，蒲松龄曾说“比年来，老大人煦拂江乡，仅有清风两袖。”蒲松龄了解与欣赏邱璐的“亲亲而仁民”的清正廉明。此类具“厚德懿行”的乡贤还有沉润、张至发、高捷、唐思仁、房景远、高殷宗、孙绅、王广铨等，他们“值岁饥，捐赈，全活累万”，岁饥出粟，“赖以存活者不可握算”。如果说这些人对蒲松龄还是情感上的触动与思想的激发的话，那么其父蒲盘则是言传身教的教育与熏陶了。蒲父“值岁凶，里中贫者，辄按日给之食，生活颇众。”亲友们爱生爱物爱民的行为对蒲松龄影响至深。在《放鹤召鹤歌有序》中，蒲松龄从放生对象角度写被放之鹤的自由状态“鹤飞去兮，济南之南。憩秦松兮，蹑岱岚，饮则有汶水兮，浴则淄潭。彼其稻梁兮，慎勿贪，曳缟衣以遐举兮，谢弋人之耽耽。”在《放生池成喜赋》又从放生主体方面写放生的重要性，“网钓分明记圣人，漫贪口腹又何因？一牛曾许齐君王，避蚁还称宋帝仁。”《聊斋》中的放生篇更是蒲松龄全面具体的放生文学的实践。《公孙九娘》中蒲松龄悲悯“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痛斥“碧血满地，白骨撑天”的杀戮。

　　淄川重生重义的地域文化氛围深深影响着蒲松龄对生的珍惜与维护，淄川浓厚的民俗信仰也影响着蒲松龄爱物爱民的放生创作。就地理位置而言，淄川四面环山，庙宇遍布，青云寺、宝塔寺、龙泉寺是其中最着者，蒲松龄文集中提到的寺庙还有水月寺、游龙寺、大悲庵、玉溪庵等。一般寺庙都有放生池，在规定的日期进行放生。佛经《禅门日诵》记载：“每年的十月初八称为大涅盘日。在过去无量世中，众生于此日曾发生极大的灾难，死亡的人数无法计数。所以在这一天中，若能吃素、行善，可以得到诸天神圣的护持。吃素一天，等于吃素一年的功德；放生或作善事一元即等于一千元；若是说一句好话，等于说一千句好话。同样地，若是骂人一句，就等于一千句。”蒲松龄在杂着中也谈到了十月初八涅盘日放生情况，“此日放生一个，比常日有十千万功德，此日作一罪业，比常日有十千万罪业。”蒲松龄熟悉放生民俗，在《放生池碑记》、《放生池成喜赋》等文章中，在《聊斋》中，对放生果报“一饮一啄，善恶必报”的书描比比皆是。

　　蒲松龄积极吸收儒家仁者爱物爱民思想，释家大慈大悲放生内核，有效借鉴前人放生题材、放生模式，并在淄川爱物重生的地域氛围民俗信仰影响下，创作出蔚为大观的放生作品。这些放生作品是他现实人生体验的投影，是他仁心爱人的一贯表达。对蒲松龄来说，人与万物生存的世界虽有不如意的地方，但仍应“是一个呈现着美丽、完整与稳定的生命共同体。”只有对这个共同体中生命的关怀与救助，只有对这个和合共生的共同体给与足够的尊重与爱护，“人才能获得人之本质，才能作为绽出的生存者守护着存在之真理，走上一条本真本己的生存之路”。放生作品不只体现蒲松龄对生命的关注，也表达了他对生存、对生活、对物际、人际关系的态度与理性思考，彰显着他独特的人生价值观。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势至菩萨

　　南无地藏王菩萨

　　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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