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衷佛禅的宋代文人空前繁盛，有相当多的朝廷重臣和文坛巨匠与佛教关系极为亲近，尤其是他们深受禅宗影响，禅宗活泼洒脱的思想风格和简便易行的修行方式吸引文人向佛禅的自觉靠拢，栖心禅寂，以至于“居士”情结勃兴，主要表现为：以“居士”名号者比比皆是，且这些名号“通常是有来历的，成为一个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这是不同于宋代以前的“居士”别名的文化现象

如苏门文士和江西诗派几乎是由“居士”组成：淮海居士、后山居士、姑溪居士、东湖居士、竹友居士等，与宋以前胡居士、庞居士将“居士”直接冠以姓氏之后的做法相比，显然更具有文人情怀与文化象征意蕴。除苏门和江西诗派而外，宋代文人称居士者如欧阳修号六一居士、陈舜俞号白牛居士、周邦彦号清真居士、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张元干号芦川居士、刘克庄号后村居士、范成大号石湖居士等等，不一而足。

诚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宋代，居士’概念并非佛教的专有名词，而是兼容三教气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普遍性和深刻性而言，“佛教居士”无疑是宋代文人居士的典型。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居士尽管不以“居士押名号，而冠之以“道人”（此为宋代才有的现象），如黄庭坚称自己为“山谷道人”，又曾称苏轼“东坡道人飞这实际上蕴含着更为深厚的佛禅情结。正如张培锋先生所言，“一个在家人自称‘道人’，与称居士’相比，往往表示其与佛教的关系更近，显示更强的入佛心态”。

此外，有的文人居士还自称“在家僧”、“在家袖子气这实际上是“居士”的另一种提法，如南宋诗人曾几有《自号在家袖子》诗，而其《竹坞》诗亦有“中有在家僧，萧然如此竹”之句，其《郑待郎送腊梅次韵三首》之二云：“枉沐歌词无用处，维摩语是在家僧”飞另一位南宋诗人也曾写过“谁知在家僧，特未断荤酒”的诗句。另外要说明的是，有些文人并没居士名号，但因其与佛禅渊源深厚，或学佛如杨亿者、或好佛如李纲者、或辟佛如司马光者，亦可从中看出他们的居士情结与精神追求。由此看来，有着浓厚的居士情结宋代文人极其广泛。如果说宋前及宋初参禅学佛还只是文人个人的兴趣爱好，那么北宋之后特别是熙宁以后出现居士别号泛滥的现象就不再是个人的偏好了，而是禅悦之风在整个宋代文人群体中的一种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所谓“近来朝野客，无处不谈禅”气佛禅己深入到宋代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次，宋代文人居士并非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且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集官僚、学者、文人三位一体的居士可谓俯首即拾。对此，我们可从南宋禅师道融的《丛林盛事》的记载可见一斑本朝富郑公驹，问道于投子颠禅师，书尺偶颂凡一十四纸。碑于台之鸿福两廊壁间，均见前辈主法之严，王公贵人信道之笃也。郑国公，社援重臣，晚岁知向之如此。而颠必有大过人者，自慰余额有所警发。士大夫中，谛信此道，能忘齿屈势，奋发猛利，期于彻证而后已。

如杨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见广慧王宝、石门聪并慈明诸大老，激扬酬唱，斑宽见诸禅书：杨无为之于白云端，张无尽之于兜率悦，皆扣关击节，彻证源底，非苟然者也：近世张无垢侍郎、李汉老参政、吕居仁学士皆见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谓之方外道友。爱憎逆）顿，雷挥电扫，脱略世俗拘忌，观者敛枉辟易，罔窥涯涣。然士君子相求于空间寂寞之滨，拟栖心禅寂，发挥本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