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接着隋代之后，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619)，就在京师聚集高僧，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九年(626)，因为太史令傅奕的一再疏请，终于命令沙汰佛道二教，只许每州留寺观各一所，但因皇子们争位的变故发生而未及实行。太宗即位之后，重兴译经的事业，使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持，又度僧三千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一共七所，这样促进了当时佛教的开展。

隋朝佛教兴隆，至唐臻于鼎盛。除武宗灭佛外，其余诸帝率皆护佛扬佛，优礼僧尼，代宗甚至加不空和尚开府仪同三司、封肃国公、食邑三千户(大历九年，774年)。全国寺、僧遍地，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八月诏谓:“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当为“十”)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又令会昌五年所废寺听任僧尼修复，佛教重兴。德宗时(779-804)已有佛典2447部、739卷。此时佛教已在唐土华化，形成中国佛教，而且形成天台、三论、法相、华严、律、禅、净土，密宗八大派，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较大者为天台、法相、华严、禅及净土五宗。高僧如林，不可胜数，而玄奘、义净西巡取经与鉴真师徒东渡传法尤为佛门盛事。宗教渗透力极强，几乎可以冲破任何国界政禁。唐朝佛教本身势力强盛，典制完备，”博大精深”，又处在作为亚洲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国度里，故对外部世界的影响特别广泛深远，尤以对日本为甚。

当时日本统治者对佛教的护庇倡导比唐朝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圣武天皇天平12年(740年)下令天下各国写《法华经》10部并建七重塔;次年又令全国仿隋大云寺、唐开元寺之制普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法华灭罪寺，寺置与国司并重的国师，推行王法与佛法;19年(747年)特遭专使赴各地监造佛寺。天平胜宝4年(752年)圣武上皇、孝谦天皇为首的皇族成员及大批公卿贵族、僧人1万之众出席了东大寺18米高卢舍那铜像的开眼供养盛典。天平神护元年(765年)称德(即孝谦)任道镜和尚为太政大臣禅师，次年又加为法王。法王权倾内外，后来竟然要当天皇。奈良时代日本朝廷优宠佛徒、广造佛寺(建寺达361座)、大写佛经(天平11年写经达5000余卷，天平年间传诵的经典已有9000余卷，国家及各大寺均设写经所)，并且不断派遣僧人入唐学法取经，又千方百计招请唐朝高僧前来传经送宝。据不完全统计，见于文字记载的入唐学问僧在653年以后的200余年间即有百人左右，远较留学生为多;奈良朝几十年间渡入日本的唐朝僧人有名可考者即有30人左右，另外尚有由唐入日的南亚、西亚、中亚僧人。在统治者”诚欲赖三宝之成灵，乾坤相泰;修万代之福业，动植咸荣”的思想指导下（《续纪》天平十五年)，唐朝佛教在日本迅猛发展，实已变为日本国教，天皇几乎无不笃信佛教，有的甚至剃度出家，这是连唐朝也不见的现象。

奈良时代日本佛教有所谓古京六宗，全自中国传入。

另外，还有隋代已具雏形的三论宗，其祖师吉藏(549-623)晚年在长安，曾受到唐高祖的优礼，被聘为十大德之一。他迭住于实际、定水诸寺，得以盛弘役说。吉藏诸门人中最杰出的为慧远，住在兰田悟真寺，时来长安讲说，能传此宗的教化。另有智拔、乌凯、智凯、智命、硕法师、慧灌等。乌凯(?-646)在越州嘉祥寺开讲三论。硕法师著《中论疏》。慧灌为高丽学僧，后去日本开三论宗。役与吉藏同门而活动于唐初的还有慧均，著《四论玄义》，今存残卷。稍后，贞观年中有元康(或说是硕法师弟子)，住安国寺，著《三论疏》，又为《肇论》作注，为日本此宗第三传道慈之师。唐代此宗后因不敌慈恩、天台诸宗的盛势，而逐渐不振。其修习禅法的，则因禅宗勃兴，也就多与合流，无所区别了。所以，下一期我们介绍的就是三论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