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是当时最大的三个州之一，刘备占领此地并建立蜀汉政权。三国末年曹魏灭蜀汉，分割益州，另置梁州。西晋、东晋和南北朝期间这里一直是益、梁二州。其间十六国时期谯纵在此建立谯蜀政权。

曹操晚年，曹丕运用各种计谋，在司马懿、吴质等大臣帮助下，在继承权的争夺中战胜了弟弟曹植，被立为世子。待曹操去世，曹丕继位为魏王，接受陈群的建议，设立九品中正制，又相继平定了酒泉、张掖、武威三种胡的叛乱，收回上庸三郡。见时机成熟，曹丕于延康元年十月乙卯（220年12月10日）代汉称帝，定国号魏，改元黄初并定都洛阳。

曹魏在建立之初一直沿用汉律。但汉律自萧何于汉高祖时在秦律的基础改定而来，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变化，显得十分庞杂与苛碎，已不适应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况。正如《晋书·刑法志》所言：”世有增损，率皆集类为篇，结事为章。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而通条连句，上下相蒙，虽大体异篇，实相采入。《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错糅无常。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有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这说明汉律不但条目繁多，十分庞杂，而且前后矛盾，互相重复，所以在实际上应用起来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太和三年，魏明帝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劭，给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州郡令，用之刺史、太守；尚书官令，用之于国；军中令，用之于军。”《晋书·刑法志》认为此次定律：“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

三国之时，西域僧人继续东来洛阳，译经弘法，佛教进一步发展。嘉平二年（250年），中天竺僧人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中国第一本“佛律”—《僧只戒心》，并请西域梵僧立羯摩受戒，为中国戒律之始，昙柯迦罗亦被尊为中国律宗之祖。朱士行在洛阳登坛受戒，成为第一位受戒的汉僧

朱士行出家受戒以后，在洛阳钻研、讲解《小品般若》，感到经中译理未尽。因为当初翻译的人把领会不透的内容删略了很多，讲解起来词意不明，又不联贯。他听说西域有完备的《大品经》，就决心远行去寻找原本。

朱士行西行求法，对后世影响极大。他虽只送回一部经，他那求法忘我的精神感人至深。他不畏艰险，以为法忘躯的抱负毅然前往。他送回的大本《般若》译出之后，颇受佛学界的重视，晋道安曾称赞说:“善出无生，论空持巧，传译如是，难为继矣”。当时的义学高僧如帛法祚、支孝龙、竺法汰、竺法蕴、康僧渊、于法开等人，都为之作注或讲解，形成两晋时代研究般若学的高潮。朱士行是曹魏时代颍川地方的人，少年出家，恰当嘉平中(公元249—253年)昙柯迦罗传来《僧祇戒本》，并创行羯磨受戒，所以他依法成为比丘，和在他以前仅仅以离俗为僧的有别。从这一点上，后人也将他当作汉土真正沙门的第一人。

他出家后，专心精研经典，当时译本最流行的是《道行般若》，他在洛阳便常常讲它。但因为《道行》的传译者理解未透，删略颇多，脉络模糊，时有扞格。他慨叹大乘里这样的要典竟译得不彻底，就发誓奋不顾身要向西方去寻找原本来弥补这一缺憾。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他从长安西行出关，渡过沙漠，展转到了大乘经典集中地的于阗。在那里，他果然得着《放光般若》的梵本，凡九十章，六十余万字(二万余颂)。因受到当地声闻学徒的种种阻挠，未能将经本很快地送出。直到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意译法饶)送回洛阳。又经过了十年，元康元年(公元291年)才在陈留界内仓垣水南寺由无叉罗和竺叔兰译出。而朱士行本人终身留在西域，以八十岁病死。

就因为朱士行求法故事的动人，后人更伪托有《朱士行汉录》的经录著作。此录在隋初即已散失，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从当时所见几种南北朝时代经录里转引了二十五条，可看出它的特征是对于汉代各译家的重要翻译都臆造了译出年代，又有些译家象竺法兰、康巨等也独有它的记载。其后唐代法琳《破邪论》更引用了《朱士行录》说秦始皇时即有印度沙门来华传说。由这些资料看，朱录是有意地表明佛法东传之早，并对几个有问题的早期译家象迦叶摩腾、竺法兰等说得那样斑斑可考，这大概是南北朝时代的佛徒为了和道家校论教兴年代的先后，就伪作了这部经录来做有力的典据。对于它的简别还是很关重要的。